中国考古的中国特色首先就在于中国考古面对一个非常独特而体系宏丰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尤其是具有时空广阔、丰富系统的优势，在世界国别考古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已经揭示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文明具有约两百万年的根系，从直立人甚至使用奥杜威石器技术的能人开始，就有古人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存繁衍。当现代人从南方沿海和北方草原地带迁徙而来后，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成功实现“南北会师”，融合发展，而且和多样的环境中生存的更早期的古人类也发生过较其他地方更多的交流融合，甚至较多地保留着主要活跃在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不同族群古人类能够较为充分地融合发展，是由东亚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塑造的人类适应和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所决定的。在距今万年左右全新世到来之际，早期中国人因地制宜，率先驯化了旱作的粟、黍与水作的稻米作为主要农作物，还驯化狗、猪、鸡等与农业形成互补，较早发展了制陶攻玉、养蚕缂丝以及发达的竹木漆器等独特文化，进而形成若干定居性区域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文化圈之一。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经过区域性农业文化的充分发展，在气候波动、文化交互作用加强，以及对西来的大麦小麦、牛羊马以及冶金等新文化因素的吸收采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由于位居东西地势与南北气候交汇处的地理环境优势，逐步建立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同族群和文化熔铸一体的王朝国家，跻身于文明古国之列。经过夏商周赓续和秦汉一统，这个文明体系犹如海纳百川，不断融合、壮大、更新，今天仍然矗立于中华大地。
前工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其实是包括了旱作与稻作两大农业体系、东北亚的渔猎经济圈、北方与青藏高原的游牧与农牧文化圈以及西北的游牧和绿洲文化圈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深根巨型文明体系。这样一个不同人群、生业和文化交叠交融、反复融合、合之又合而形成的超大型文明体延续至今，确实堪称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奇葩。这就是中国考古学独特的研究对象。而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也以实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具有族群上的融合性、经济上的多样性、文化上的包容性，以及文明上的连续性等突出特点。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中国实践
最近，考古学科受到高度重视，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被提上日程。其实，早在1980年代，考古前辈苏秉琦与夏鼐曾经就有无或者何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或者考古学的中国学派有过争论。1984年，俞伟超和张忠培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概括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主要内容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我国学者进一步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苏秉琦为代表的影响广泛的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显然被俞伟超和张忠培等人认为是中国学派中的核心内涵，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构成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及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学说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