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而言，中国仅仅是一个顺手拈来的方便个案，将此个案替换为以色列、日本或美国，都不会妨碍其理论框架的套用，这种逻辑最终导致对中国历史的解构和虚置。
美国学者柯文于1984年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提出“中国中心观”，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一范式有意纠正“冲击—反应”范式的外因论思维，强调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过，这一纠偏不免矫枉过正，它既忽视了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又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整体性与特殊性的准确把握，因此很难对中国近代史作出内外兼顾的全面阐释。
对西方中心论有一定纠偏作用
“中国中心观”的问世在美国汉学界造成一定的轰动效应。柯文认为，此前在美国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冲击—反应”范式（以费正清为代表）、现代化范式（以列文森为代表）以及帝国主义范式（以佩克为代表）在解释中国的近代转型时，都将历史动力归为外部力量，无论对这种外部力量是褒是贬，它们都属于以西方视角定义中国历史。与之相反，“中国中心观”认为中国的内部因素（如明清时期人口激增、经济货币化等现象）对中国走向现代更具决定性意义，呼吁从中国自身经验出发重建历史。从形式上看，这些基本主张与欧美学界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颇有不同。
“中国中心观”在研究取向上有三个特征。第一，批评费正清等将历史解释权交给文化，过于空泛笼统，强调要“从文化走向历史”，重视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对人行为动机的影响。第二，批评其他理论范式过分关注文化的横向比较，强调应把比较重点放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历时性变化。第三，批评其他理论范式对中国的分析太过整体化，强调要进行化整为零的分析，关注中国内在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关注底层史、地方史和区域史。
作为对“冲击—反应”范式的反拨，“中国中心观”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与前者将西方“冲击”视作中国走向现代的主要动力甚至唯一动力相比，“中国中心观”主张“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无疑在大方向上更有利于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一视角下，“中国中心观”反对不加限制地使用“传统”与“现代性”等观念，对“冲击—反应”范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制造二元对立的观点不无针砭之效。晚年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承认，“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这与“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不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