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世传统中，“士人善于写作”乃是妇孺皆知之事。在从宋到清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即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是言刘晏幼时因上《东封书》而被授予正字之职，以此为童子楷模；《儒林外史》中身处闺阁之中的鲁小姐检验夫君是否为名士的方式是“请教一篇文字”。虽然涉及的文类不同，但均显示了写作能力是维系士人身份的重要因素。但这个观念并非自古有之，从汉魏虽“士有百行”仍“以德为首”，宋初范晔对甥侄言“常耻作文士”，到齐初宰相王俭则因庾杲之“学涉文义”目之为“我辈人”，萧梁王筠以家族“人人有集”为荣，可见主流观念中对于士人身份认知的巨大转变发生在汉魏六朝间。华东师范大学徐俪成老师的新作《汉魏六朝文人身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即是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文人身份的变迁来论述文学才能对于士人身份认同意义的变化，尤其注重对文人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的考量。在此基础上，也对文人身份变迁影响下汉魏六朝文学风格、文类、理论的演进有所分析，为讨论汉魏六朝文学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点缀到标志：“文”之于士人的意义
本书写作的一条重要线索即是文学之于士人意义的变化。作者在绪论中就通过对比蔡邕和柳宗元对“以文取士”态度的不同来说明汉唐之间士人眼中的文章“从陶冶性情的消遣一跃而成为取得精英身份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第2页）。而之后的内容则更为细致地梳理了不同时期文学在士人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实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魏时期，本书的第一章认为这一时期文人的写作活动大多是围绕着君主喜好、朝廷需要所展开的，因此虽然他们的身份在俳优、颂者、文吏、儒生之间变化升降，但其地位的获得终究还是要依靠君主、权贵的赏识，而君主、权贵是不必善于写作的，因此文学写作更多是作为工具与能力的展现，其在士人身份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明显；第二阶段是两晋至刘宋初，本书的第二章即围绕这一时期文学向士人群体的扩展而展开。随着朝廷公卿间赋诗活动的流行和士族对语言修辞产生兴趣，文学才能被士族所重视，名士逐渐趋于文人化，最终“文人身份逐渐在广大士人中间蔓延开来”（109页）。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成为了士人身份重要的点缀。
此后数章主要讨论南北朝时期文学之于士人的意义，在这一时期，侍从、书记等政治角色为士人发挥文采提供了合适的空间，官员选任和世俗评价都以文学才能为重要标准，写作成为精英士人的必备技能，士人群体从幼年就开始进行文学训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九章“梁武帝的选才新政与‘才子’身份的变化”，作者详细分析了梁武帝频繁以“才子”奖掖次门士人并下诏除官这一现象，认为其意在跳过高门把持的吏部以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体现了“选官新理念对前代以门阀为核心的选举理念的冲击”（361页）。梁武帝在顺应崇尚文义社会风气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用文才代替阀阅作为评价士人的标准，实在是十分狡黠的，高门对此也颇有几分无奈，只能暗中埋怨其“爱小人而疏士大夫”（《颜氏家训》）。如果说第九章所涉及的是文才成为了朝廷的选官标准，那第十章中对于从“士庶之隔”到“才俗之隔”部分讨论的就是文才成为了世俗评价的依据，书中结合众多事例分析说明了“在南朝后期，文才甚至会超过门第，成为评价士人的主要标准”（406页）。这一时期享有盛名且占据要职的士人，普遍都具有“文士”的标签，而其出身则越来越多元，即如本书第九章中武帝所引“后进之士”中既有吴姓旧门也有外戚寒门、由武入文的新进门户；第五章所举的“书记文宗”也包括了祖上不历清华的沈炯、医官家庭出身的姚察等人。这种朝廷和社会评价标准从“门第”向“文才”的转变，可以说是唐代不同地域、社会层次的士人均可“凭借文学科第成功和符合‘文’的理念的履历”（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225页）获得清流身份的前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六朝至隋唐的社会文化在崇尚“文”这一方面具有连续性，但“文”对于士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一位十六岁凭借阀阅起家秘书郎的东晋高门而言，出众的文采正可使他在休沐时参加的兰亭文会中获得赞美；对于一位三十岁科举及第又应吏部科目选最终被授予校书郎的唐代士人而言，文采是他得以经过层层选拔跻身国家精英的入场券。从前者到后者之间的变化虽然从表面上是隋唐取士制度的改变，但其所依赖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土壤却是在南北朝逐渐形成的，徐俪成的新书正是对这一问题细致入微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