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反思程朱理学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制义的惟一定准,造成了学问的荒疏、士风的浇漓,加上晚明国势日颓,需要新的学问来改变这一局面。钱谦益作为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积极倡导复古,我们在理解其复古因由的时候,必须借用“网络”的视野加以关照,这个“网络”囊括了吴中的文人网络以及晚明的复社网络,前者是纯文学性的团体,而后者则是政治性的团体。
二程夫子画像
复兴汉、唐注疏之学
明代中后期,士人为摆落宋明理学的拘执,曾掀起一股复兴古学的风势,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尊经复古,崇尚汉、唐注疏之学。杨慎认为,应恢复汉、唐注疏,鄙薄宋人解经之书乃“议论”,批评近世学者舍传注疏的解释去读宋儒的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并举出诸多的例证来说明古注“不可轻易”。王鏊肯定郑玄的笺注训释之功,并以为“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郑晓指出,宋儒取资汉儒,而在经书传注上远不及汉儒,“宋儒议汉儒太过,近世又信宋儒太过”,古注疏终不可废。到了晚明,钱谦益绍续这股复兴古学的风势,一直坚持尊经复古的思想,批判宋明理学,而推崇古经与汉、唐注疏之学。他对理学对明朝的影响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
自儒林、道学之歧分,而经义、帖括之业盛,经术之传,漫非古昔。然而胜国国初之儒者,其旧学犹在,而先民之流风余韵犹未泯也。正、嘉以还,以剿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迁。万历之季,以缪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驯至于今,俗学晦蒙,缪种胶结,胥天下为夷言鬼语,而不知其所从来。
《宋史》专门列出《道学传》,使其与《儒林传》两分,明代科举制义又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钱氏对这两个方面大为不满,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缘由,使得“经术之传,漫非古昔”,明代中后期经学淡漠、学风衰败,“士以通经为迁”“士以读书为讳”,一直影响到如今,以至“俗学晦蒙,缪种胶结”。他继续批评儒林与道学两分,对注疏之学的不良影响:
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