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新著《五代九章》是一部结合史料阐释、以述评为主体的五代史专著，所谓“九章”指的就是全书的结构——共九章，分别论述五代的帝王、将士、文臣、冯道、忠臣观、正统观、天命观、雅乐胡歌、宦官。这种叙事结构与作者的史观、史识和投向历史的审美兴趣紧密相关，“九章”其实就是九段不拘一格的述评体历史故事。“作者带我们进入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走马灯时代，评政治，评用兵，评道德，评时代命名和历史写作，评梁唐晋汉周的人物……写法夹叙夹议，路数非驴非马，观点独树一帜，屡翻历史大案，却又高见迭出，视野开阔。书中对‘忠’讨论颇多，读来不免想到克罗齐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封底推荐语）说得很对。既然是“评”字当头，比起通常断代史的主流叙事体裁，读起来就更多了一份如目睹老吏断狱般的快感。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当作者以强烈的个人兴趣、深刻的问题意识转向历史写作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双在“专业”之外的另类的“异业”之眼，在平实的叙事中读到的是作者敏感的疑惑、思考、判断以及犀利的思想锋芒。没有任何的藩篱约束，有的是专、杂、通共存的天马行空和出自个体生命体验的历史感与历史想象。这样的历史阅读文本在今天尤为难得。
还有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在本书行文中大量引用五代史料中的原文，意在与读者分享理解中的可能出现的差异，同时与读者共同进入古人的文字语境。
该书前言题为“真伪虚实之间”，不仅是关于该书内容很好的导读，在我看来更是一篇很有意味和独特见解的述学之文。作者首先很坦诚地谈到从社会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与写作的心路历程，其中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面向和路径取舍的论述虽然只是率性而谈，却是颇有理论见地。先讲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社会学家”，特征分别是：一，一向借助多学科的思想资源；二，当下中国社会学的热门课题基本不做；三，研究和写作转向太快、题目太杂。由此引出学者中的“匠气”与“异类”的问题，“有的同行私下说我不是社会学家。匠气足些的专家会这么看的，而当下学问做的稍好的学者中又是匠人居多”（前言，第3页）。究竟何谓“匠气”，没有详述。以我的浅见，在艺术创作中虽极尽雕琢镂绘之工而全无创意、个性和巧思者，会被认为是匠气之作。至于当下学问中的“匠气”，恐怕意涵更广；说“当下学问做的稍好的学者中又是匠人居多”，是耶非耶先不论，总之很值得思考。作者自称是“异类”，前述的三个特征足证此言不虚。其实那三个特征合起来，正好解释了这句话：“至于我做的东西是哪个学科的，我不关心，只要自己有兴趣，对社会有意义，就行了。”马上联系到从社会学转到五代史研究，“我心理上没什么可纠结的。不过是，过去本学科视你为异类，现在兄弟学科笑话你是民科”。这里的所谓兄弟学科，指的是历史学界。从“异类”到“民科”，看似更靠边缘。但是，作者以对古典社会学发展历程的精炼梳理说明，从杜尔凯姆研究的社会分工、教育、宗教、自杀等等到韦伯研究新教精神、工作伦理、世界经济史、统治形态、世界几大宗教，从齐美尔开创了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研究到埃利亚斯研究文明进程、权力、知识社会学、宫廷礼仪、音乐家莫扎特、体育，认为“社会学奠基人的学风何以演化成今日专家占主导的学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很难说是谁‘走偏’了。专家、杂家、通才，理当共存，各扬所长。”（第3页）因此对于什么“异类”“民科”，我相信在作者心中自是毫不介怀。
从社会学转向历史学，其实与这两门学科的紧密联系有很大关系。“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就是一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起源于对社会学研究中忽视时间因素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倾向的纠正，同时也受到历史学中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正如E.H.卡尔说的：“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61页）这种双向的学科化使学科边界保持开放性，这是复合型学科的特征与优势。但是，历史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仍然落脚在社会学问题之上。英国历史社会学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认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因此从严格的学科分类来说，“历史社会学”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