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造出原子弹,全国各地的科技专家聚集起来,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一座小城。
我就在这座小城长大。
小时候,我卧室挂着一幅覆着亮膜的中国地图,我一度以为那是我们404厂区地图。地图上有陕西,有东北三省,而我爸爸就来自陕西,妈妈是东北人,同一楼的邻居祖籍有山东也有上海。
三岁的我用手指贴在地图上划动,试着找404街心公园和职工俱乐部。可是我什么也找不到,想当然地说蓝色的一大块是我家,另一块绿色的部分是楼上发小家。
其实,地图上压根没有404厂。过了几年,在我妈单位上网时,屏幕弹出的“404,网页找不到”曾令我十分诧异——它怎么知道404找不到?
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举全国之力造出原子弹,国家从各地招人,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这座小城。方圆二三十里无人烟,正是放射性工业所需要的。
爷爷一辈的人回忆,404初创年代条件艰苦,风沙肆虐。人们为躲避风沙,在地上挖坑铺上茅草,睡在地窝里,我们的火车站名现在还是“低窝铺”。
戈壁滩的年降水量只有50多毫米,钻井打到基岩都见不到水。最初施工生活用水都要靠火车、汽车拉来,一吨水的成本相当于一吨汽油。厂区连一棵树都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工地孩子没见过树,工人便开车把他们拉到玉门镇。孩子们见到大树就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
直到厂区建成很多年,风沙依然很大,小石子被风卷起,打在脸上生疼。天有时会因为沙尘变成桔红色。平静后,地上也是一层土,一踩就“噗噗”冒烟。
第一批进厂的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厂里配钥匙的大爷只看一眼就能配出一模一样的钥匙,车工闭眼一听就能判断是车床哪个齿轮出现问题。还有顶级的厨师和糕点师,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点心味道。那时没有精密的数控机床,而原子弹核心部件的精确度要求极高,最后加工由上海汽车底盘厂的车工原公浦亲手完成。他4月在上海结婚,8月就到了大西北。
三年困难时期,厂区一度只剩几天的口粮,工人们陆续出现水肿。西北腹地交通不便,厂区人干脆辟出农场,自己生产粮油和蔬菜,又引来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还组织打猎队进祁连山打猎。厂区渐渐自给自足,再往后404有了百货商店、电影院,还有自己的醋厂、冰棍厂。我出生时,一个不足三万人的厂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动物园。
最初404建厂时提出的口号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我是厂区第三代人。我出生的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的原子弹已经爆炸了近三十年。
图 | 儿时的我在动物园
404地处偏远,政治地位却很高。甘肃电视台播天气预报时,第一个报省会兰州,第二个就是“甘肃矿区”——404厂对外的名称。加之老一辈人是精英,小城又叫核城,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某个中心。
404厂里的车牌是“甘A”打头,与兰州无异,我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说起:嘉峪关车牌是“甘B”,酒泉更不行,才是“甘F”。说完我们哈哈大笑:“还是我们牛逼。”
核工业厂牵涉放射性物质,404的生活区与工厂是分开的。工厂在西北边,需要坐近一个小时的火车。放射性最强的工作是“下大坑”,每人下坑工作半小时就必须离开。厂里的工人每天下班要洗澡,填埋防化服。我们这代人多数从没去过工厂,家长提起来只说很“脏”。
偶尔大人们也会谈起一些事故,有人“吃”了剂量,受到辐射,头发迅速掉光。
我有个同学时常过敏,去医院检查,共查出三百多项过敏源。还有一个同学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两眼度数差了一千三百度。医生很惊讶,说一般这种情况是看不见东西的。这两个同学的父母都在厂里上班。
404的生活区以工人俱乐部和百货商店为中心,分成南北两个区,各建了一个市场、小学和幼儿园。生活区两头是公园,北边是养鱼池,南边动物园。
我家住在北面,附近有厂里最高的建筑——通讯大楼。大楼高七层,楼顶有四面大钟。在厂区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楼顶的大钟,也能听见报时的钟声。
生活区很小,从头走到尾也没有两公里。我父母都在生活区工作,从我家往南,经过通讯楼就到银行,银行向东六十多米就是幼儿园。
三岁半那年,妈妈去北京学习,带上了我。离开厂区第一次出远门,我在火车车厢里又蹦又跳。看到天安门广场时,我惊喜到不知所措,擎着红色充气榔头疯狂奔跑。我成了广场上一道奇异的景象,被一群席地而坐的外国人拉去合影。
从北京回到404,我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起被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是个小洋房,我们在教室里,猪在外面,隔着窗户可以看到它们在院子里拱来拱去。我们吃猪,猪吃我们的剩饭。我总吃不下肥肉,就把肉攥在手里,趁老师不注意装进裤兜。我妈洗裤子时发现了。没几天串门的时候遇见了幼儿园老师,她是我妈之前的同事。我藏在我妈后面说我不喜欢吃猪肉,老师笑了笑。第二天幼儿园就吃了一顿萝卜粉条包子。
幼儿园里有个很壮的女老师,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她转不过劲,就疯了。小朋友也不怕她,她拿长竹竿敲打地面让大家安静时,还有小朋友嘻嘻哈哈顺着竹竿爬上去。厂区闭塞,人也认死理,厂里因为失恋患上精神问题的人不止她一个。后来女老师头发白了一半,胖得夸张,每天在街上游荡,幼儿园仍然给她发工资。
小时候爸爸忙着打麻将,妈妈一直准备大专自考。我幼儿园时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哥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玩具。可因为计划生育,我妈再生会丢掉工作,只好依着纪律,把已经怀上的孩子打掉,我想当哥哥的愿望无从满足。
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会走上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撩起衣服,把肚皮贴在冰凉的石墙上,自言自语说:哥哥想回家。等到肚皮变得冰凉时,我把衣服放下来,肚皮再次被焐热,我想要当哥哥的念头就会稍微平复一些。这样一来,我的肠胃开始变得很差,身形也从小胖墩缩减成了小竹竿。
我和发小楼上楼下住了13年,她上幼儿园大班时我在中班,吃完饭看见她在对面教室,我就嚷嚷着也要上大班。妈妈找到以前同事,我跳级进了大班,和发小睡对床。我见到她就一直咯咯地笑,她也是咯咯地笑,午休时间我俩拿着小糖纸笑个不停。爸妈来接我们的时候,老师批评我俩不守纪律,我们还是藏在爸妈后面咯咯地笑。
我们楼隔壁单元还有一个男生,我们三个常在楼前的槐树下玩耍。四五岁时,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到底我们谁会和发小结婚呢?
后院的猪被吃完,我幼儿园毕业,升入小学。我的小学紧挨着幼儿园,学校门前凸起的方形水泥墩是防空地道入口。在我们厂里,学校、住宅楼、医院门口都有这样的入口。为了躲避空袭以及核打击,404厂地下是连通起来的防空地道。听父母说,1968年中苏冲突的时候,苏联曾经威胁要攻击中国的核基地。那时厂里经常做防空演习,警报一响,老师同学就往地道里跑。
我上小学时,地道早已废弃,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我曾撑了一把伞从水泥墩子上跳下来,把脚崴了。
图 | 已经废弃的小学和防空地道入口
那会儿有住户在楼前晾晒白菜,小学同学在一旁玩剪刀石头布,规定谁输一次就搬一颗白菜扔进地道。他们玩了一下午,楼前的白菜一颗都不剩了。
小学八点半上课,我每天六点半就会去学校,孤零零的。有一次看错表,凌晨五点我就到了学校,却碰到隔壁班的小女孩,她比我到得还早。我们俩站在校门口无所事事,她就开始给我讲鬼故事,说滑梯旁边有一个常年锁住的房间,有人从窗户外往里看,看到一双血淋淋的眼睛。她压着脖子,用凌厉的眼神盯我,几乎使我哭了出来。
404厂区福利很好,各单位经常给职工分东西,鸡鸭鱼、米面油几乎不用买,西瓜、哈密瓜一分就是一麻袋。舅舅家分到鱼就给我家拿几条,等我家分到鸡再送回。街坊邻居、楼上楼下也以人情作保,互通有无。厂里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太用得到钱,厂区职工之间贫富差距很小。
厂区生活没什么隐忧,我家的钱大部分用来买“玩具”。92年,父母工资总共500元,而买录像机花去3500元,97年买带“画中画”功能的电视则花费7400元。整个厂区最有钱的人是捡破烂的,90年代已经身家十几万。他懂得做生意,靠收破烂起家挣了大钱,被大家称为“破烂王”。
后来看到政治课本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我觉得404差不多就是。
厂区人好吃,经常下馆子。因为大家互相请客,在小学门前火锅店刚开张的一个月里,我去吃了17次。我爸单位附近有一家小小的锅贴店,叫百顺鸡。店里剁馅的木墩有二十公分厚,因为终日剁馅,刀落得密,案板中间陷出十公分深的坑。
百顺鸡最早是一家火锅店,位于自由市场中间,生意异常红火。大冬天店里热浪袭人,大家穿着短袖吃火锅。尤其在过年期间,人比往常多好几倍,乌泱乌泱都往店里挤。也就在某个新年的傍晚,火锅店门前塌陷,有人跌进两米深的大坑,摔成重伤。这件事登上厂区报纸,妈妈啧啧称奇,说404人太能吃,把地都踩塌了。百顺鸡门前搭起架子,围上绿色的网。再次开业遥遥无期,店里的阿姨就出来开了这家同名的锅贴店。
厂区小,日子也闲,最热闹的就是各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中运动会就没有停过,从年头办到年尾,大家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体育比赛。因此,父母那代人大多是运动好手。灯光球场夜里灯火辉煌,父母在场中比赛,小孩子就凑到主席台交换水浒卡片。
我恍惚记得,灯光球场还演过马戏。场子里高高架起秋千,演员拴上红绸表演空中飞人。舞蛇的人把很小的蛇放进嘴里,蛇会从他们的鼻孔里爬出来。
除了体育比赛,厂里人主要的休闲就是饭后遛大街。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消食,碰到熟人就站在马路上聊天。我实在不喜欢和父母一起逛街,满大街都是他们认识的人,几百米的路常常要走上半个小时。
每晚工人俱乐部门前热闹非凡,大人三五成群,聚在主席像下聊天。小孩子爬到雕像底座上,沿着窄窄的边绕着主席像走。
后来,我在各地见过很多座主席像,就数404那座使用率最高。
资料图 | 生活区中心的俱乐部及门前的主席像
工人俱乐部的斜对面是新华书店,这里早年曾订阅过八国文字的图书。书店二楼是理发店,地上堆起的头发有半人多高。里面的阿姨和医生一样,也穿着白大褂。店里面养了不少鹦鹉,都关在笼子里,放在地上,要绕过头发堆才能看到。
有次楼下的姐姐找我去她家玩,给我看她剪下的辫子。头发用丝带系起,放在精致的盒子里。我见了觉得十分奇异,回家便拿来“大大卷”盒对着镜子剪头发。我头发没多长,只剪出半盒碎渣,根本没法用上丝带。我妈回家发现,把我拉进了理发店。阿姨指着我哈哈大笑,说我头发跟狗啃似的。
我无法解释这件事,头发又很丑,就憋着气哭。我现在留着长发,依然痛恨多嘴的理发师。
404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关,包括财政局、土地局、电视台、报社甚至高招办。厂区还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除了两三间房子的看守所,还有公安局和中级人民法院。
我的小学后面是山上平房,再往后走是后山,404的刑场就在那里。
厂里有个小孩欠台球室大爷桌钱,被大爷堵在学校,说不给钱让你念不成学。若是大爷告诉老师,这件事全厂都能知道。小孩找到大爷家,用斧子劈死了他。
小孩被抓住,庭审时法官喊着“死刑,立即执行”。很快,他脖子上插着牌子,被押到后山枪毙。用来遮盖血腥味的高粱酒洒在他脚下,酒味在戈壁滩上飘出很远。
去姥姥家的路上有一个大型变压器,上面挂着牌子,“高压危险,请勿攀爬”。可当年还是有人爬上去了。
厂里经常有人打架,有次一个人把对方打到不省人事,警察以为人死了,抓住了他。在厂里闹出人命必死无疑,扭送的途中他猛然挣脱,一着急爬上变压器,手触到电流,两条胳膊被击穿,做了截肢手术。等被“打死”的人从昏厥中醒来,警察才知道是误判。
这件事政府机关有失职,打人的事不再追究,并且许诺帮他找老婆。政府张罗着从周边农村找来一个女人,说答应亲事可以给她城市户口。女人答应下来,进厂后开了个小酒吧,兼卖冰激凌。她把几个子女带大,给他们买了房子。
酒吧一直开到现在,名字是“大世界”。
初中时,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一起报了奥数。说是学习,主要为了能聚在一起,上完课就去自由市场的大坑牛肉面吃饭、抄作业,然后买一个“大世界”冰激凌带去动物园。不知老板娘从哪得的配方,冰激凌松松软软,棕色、白色两个球配在一起,味道极好。我们每次吃都要拍着大腿,大加赞赏一番。
离开厂区久了,我对很多事、很多认知都不再确信,可我始终确信,大世界冰激凌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
“大世界”再往南就是核城动物园。
动物园最初有青海的牦牛、东北的梅花鹿,以及孔雀、鸿雁等各种鸟类。最大的笼子里关着广西运来的猴子,猴笼里挂着索道,猴子在上面攀爬,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动物园里还有花房、哈哈镜馆、游艺机,但都常年关闭,专门调配员工负责这些项目并不上算。
后来各种鸟渐渐消失,孔雀也没了,原本的孔雀笼里养起珍珠鸡和乌鸡,最后干脆变成几只家养的鸡,和我姥姥家后院养的一模一样。梅花鹿变成一只羊,羊吃了几年干草也下落不明。
图 | 动物园入口处废弃已久的游艺机
我小时候动物园还有一只黑狗熊,终日在笼子里打转。后来它舔到一个小女孩的腿,女孩腿筋断掉,坐在轮椅上再也没站起来,熊被人杀死。
狗熊为什么会被杀,它不是动物吗?我不太明白这件事。听妈妈说起后,我心里想象出一幕场景:狗熊被反绑着,低头从动物园走过俱乐部,绕过小学和姥姥家,再被推到后山。押送的人把它颈后牌子一摘,开枪打死了它。像那个欠钱的孩子一样。
我上初中时,动物园的猴笼空了。很多年没有新猴子引入,猴子近亲繁殖,悉数疯掉。我见过最后一只老猴子,它嘴里吐着沫子,眼睛血红。
动物园荒废后,由于防空地道的原因,厂区地面出现部分塌陷。先是自由市场,接着是附近的田径场。
也大概在那时,上级决定“生产与生活要分开”,于是厂区整体搬迁。由职工家属投票去酒泉还是嘉峪关。矿区卫视播报这条新闻时,我站在电视旁边,对父母说,搬就搬吧,不去酒泉就好,我不喜欢酒泉。
2008年,八十辆军用卡车开始行动,每天三趟。半年时间,我们陆续搬进嘉峪关,还赶上了看北京奥运会。那是保密的404头一次登上中央台新闻联播,一个大妈对着镜头说,“我从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接着捂嘴笑起来。我和几个朋友说她太丢人,404平房哪个没有上百平米。
搬进嘉峪关第一年,物业还没跟上,全厂只有上新闻联播的那位大妈一人交了暖气费。身边人说她傻,她就去讨要。未果,大妈因此好几天没出门。随着404搬迁完成,嘉峪关房价在几个月内翻了一倍,许多濒临倒闭的餐馆也起死回生。
相比404,嘉峪关已算是繁华的大城市。厂里一批孩子撒开了收敛多年的性子,把头发烫得根根直立,逃学,出入网吧和各种娱乐场所。
姥姥家对面的小孩加入帮派,跟着混混一连十几天不上学也不回家。父母抓住他,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后来他还是借口参加作文比赛逃跑。他妈妈心情低落,终日闷在家里。有人劝她去打打麻将,散散心。她去了,身边人就指指点点,说她儿子都那样了还有心思打麻将。
到了一个新地方,404的大人小孩都有些无所适从。我大部分要好的同学进了酒钢三中,我和另一个同学进了市一中。晚上我俩趿着拖鞋在校园里走。他说,“要在厂里,穿成这样肯定被人看不起。”
“在这里,穿成这样还可以看不起别人。”他又接了一句。
我们完全不适应新的生活,很快,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仅存的骄傲成了妄想症。加之寄人篱下,高一那年我险些抑郁。高中毕业,我选择到外地上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
去年十月,我和爸爸回了一次404。厂区的入口有几个身穿迷彩服的武警站岗,他们端着枪,审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我的身份证没换,还算404人。
进厂后,我们从南向北走去。时隔八年,动物园被大片野草占领,动物笼边上立着塌陷警示牌。动物园门外有几栋居民楼,窗户玻璃覆着泥土,很多玻璃都破了。我和爸爸捡起路边的石块向窗户扔去,玻璃被砸出洞,发出闷响。我爸兴奋地喊叫,我们砸了很久,直到胳膊酸软才停。
自由市场已被封死。厂区里我走过无数遍的主街道被刷上白线,看上去像是一条公路。红楼、俱乐部和创业场也被重新粉刷,二十几年过去,它们看上去比我最初见到时还要新。
我路过曾经气派的厂区医院,那是当年苏联专家主持修建的。医院后面有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门时常紧闭。小学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时我进去过一次,里面介绍了404建厂的历程,有不少资料和老物件。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看这些,只记得黑白照片里人的神情像老电影里的英雄。
后来,有位老大爷不知缘何进了教育基地,看见了自己当年建厂时的照片。“这是我啊,这人是我啊!”他含着眼泪喊出来。七十岁了,他头一次看到自己这张照片。
不像那位老人,我似乎没有在厂里留下任何印记。我曾爬到毛主席雕像的底座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在动物园拱桥坡上跑上又跑下。而现在,我对这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这样做过。
走过医院和通讯楼,我站在小时玩耍的槐树下,看到我家窗户的玻璃破了,单元门被砖头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