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各国为何争先向清朝进贡
2024-01-10 12:07 来源：江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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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年前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外国想成为当时清朝的“生意”合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二百年前的清代，最主要的对外贸易体系便是朝贡。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再加上从清初延续下来的严厉海禁，导致远洋和藩属各国想和“皇清”做生意唯有朝贡一途，在大清皇帝陛下的眼中各国的进贡也不过是因为臣服于大清的威名赫赫，所以“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而已。嘴上说的是如此不情不愿，但事实上远非如此。
康熙四十年六月，作为皇帝亲信被安排在南方，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给皇帝上了一封密折言道：皇帝陛下曾于三十九年下旨，让江宁、苏州和杭州三织造衙门派选一人出海前往东洋。但因为出海受季风所限，所以直到四十六年五月底才从上海出发。
奏折中又说道：原计划是从宁波港出海，但宁波“商舶较多，似有招摇”，所以才从上海出发。
而对于这封奏折皇帝的朱批是：知道了，回到日即速报。
通观故宫所藏皇帝朱批奏折，这样一件小事，皇帝却要在回程的第一时间知道，似有反常。同时康熙年间是清朝海禁最为森严的时期，由皇帝秘密派人出洋其中内情更是让人怀疑。
上图_ 李煦，康熙的亲信，江宁织造曹寅是其妹夫，在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
在当年十月三织造选派人员回到苏州，李煦就命其即刻前往京城，毫不迟滞。那么日本有什么呢，能让皇帝如此挂念。
因为清代的基础货币还是铜钱，而当时国内的铜矿远远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速度，多以清朝前期多会从日本进口黄铜、白银等，当时户部鼓铸制钱需铜主要由江苏、浙江等八省办解产自东洋的“洋铜”。直到乾隆时期在云南发现了大型铜矿，滇铜解运才缓解了对洋铜的需求。
康熙六十一年，奉旨：“朕闻暹罗米甚丰足，价亦甚贱，若於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运米十万石来此贸易，于地方有益”。
当然为了显示皇清的气魄，这些运来的米，一律不收关税，同时在原有每石米值银三钱的基础上，提高到五钱，而且暹罗国在运米的同时还可以捎带自己的货物，前来贸易。
虽然皇帝不承认这些生意伙伴，但这些事实上存在的贸易记录却证明了，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孤立于世界。即使以“天朝物产丰盈”来装饰门面，但是那些珍藏在紫禁城以及各处园林行宫的自鸣钟以及鼻烟等物品的陈设使用，也都从侧面证明，皇帝也爱洋玩意儿。
上图_ 清朝属国暹罗国（今泰国）人物形象，源自《皇清职贡图》清朝乾隆十六年编绘
面对幅员辽阔的清朝，任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但是如何打入这个市场，获得清政府的准入，就是最大的问题。面对皇帝“不屑一顾”的态度，平等的贸易是不行的，但是投其所好，伏低做小，满足皇帝们“八方向化，九土来王”的精神需求，是鸦片战争之前，各国与清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办法。
“人有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各国在朝贡的体系中也有等次。“按照海洋远近，分隶沿边各省，宗伯（礼部尚书）掌之”。朝鲜、日本、暹罗、缅甸等国为第一梯队，荷兰、西洋国（葡萄牙）、英吉利、意大利亚等国则为第二梯队。
清初定各国正贡时间为：朝鲜国一年一贡、暹罗国为三年一贡、荷兰国八年一贡等等。而这些贡期也就是皇帝给各国规定的来华贸易的间隔期限。但是生意没有这么做的，所以很多国家就想其他的办法来增加朝贡次数。
前文说过暹罗国因为有给皇清运米的事由，可以通过福建等三地每年多贸易一次，同时暹罗还会通过新皇登基、请求册封等加贡，或者是说因正贡之时有贡船遇险，贡品不够，再次补贡，借此来增加贸易次数。
荷兰就更厉害了，为了贸易不惜真刀真枪的干。在康熙二年的时候，由其国王派遣大臣来到福建海域帮助清朝剿灭“海逆”，被皇帝特批两年进贡一次。尝到甜头的荷兰人在康熙三年，又协助清军追剿台湾郑氏、收复金门等地，又获得白银、锦缎等不菲的赏赐。
上图_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为什么这些国家宁愿伏低做小也要和清国交易呢？除了市场光大之外，收获远远大于付出也是让人趋之若鹜的原因。如清代规定暹罗国每次朝贡的物品包括“驯象（供銮仪卫使用）、龙涎香、犀角、象牙、冰片、蔷薇露”等物。
清国给出的赏赐清单是：“国王，锦八匹、织金缎八匹、织金纱八匹织、金罗八匹、纱十二匹”等等。而其他赏赐，以及加赏无算，另暹罗王妃、使臣、随行人员也都按等级赏赐。
对于具体价值几何我们无法估算，但对照清代《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宫分一项，皇后每年宫中分给“江绸二疋（同“匹”）、妝缎四疋、金字缎二疋···纱八疋···”的记录，可知赏赐有多么丰厚了。同时加赏的玉器、珐琅器、瓷器更是价值不菲。
至于荷兰、英吉利进贡之物多为国王画像、铠甲、剑具、西洋马、珠宝香料、西洋照身镜、哔叽缎、哆囉绒、自鸣钟等。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来人进贡方物一共二十九种，皇帝赏赐英吉利国王礼物整整一百种，使臣赏赐也颇为丰厚。
但以做生意为目的的各国对于这样的赏赐是不会满足的，所以各国也想尽办法夹带私货前来贸易。
以暹罗国为例，每次来华都以海浪险急，为保证贡品没有闪失，船身稳重，便携带大量“压舱”之物。而这些压舱货物皇帝准许他们在广东发买，同时免收税银。要知道大清皇帝规定暹罗国船只每次进贡物品的基数只有二十六种，加贡之物另算。
但这些东西却使用三艘长九丈九尺，宽两丈五尺三寸、深一丈五尺四寸的船只运送，而大象另有长八丈二尺四寸的船只专门运送，可想而知“压舱”货物的体例有多大了。甚至暹罗国会将进贡船只交给清朝的商人承包，夹带货物前往广州贸易，“又有藉名探贡船只，俱系内地商船，夹带货物甚多”。
所以面对这种想方设法也要偷税漏税的“带货党”，朝廷遂下令只有正、副贡使的两只船可以免税，其他船只照例收税，不能减免。
至于说1793年英吉利商人想要在京城留下一些洋人“照管买卖”的想法，更是被乾隆拒绝。
让英吉利人更为吐血的是皇帝的回复：天朝制度不能因小小英吉利更改，留人也可以，但是“永远不准复回本国”。
如此傲慢的态度自然让英吉利使臣怏怏不快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但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风水轮流转，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大清构筑起的贸易壁垒就被小小的英吉利一击而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