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记载，宋徽宗在位期间，喜欢微服出行，出宫狎妓。而根据宋人笔记和野史的说法，当宋徽宗与一代名妓李师师共处一室之时，他不知道床底下还藏着另一个人。
宋徽宗给李师师带来了江南进贡的新橙，李师师用刀子切开后，再用手剥着喂皇帝吃。两人开始进入调情状态。这一切被床底下的“人肉摄像机”给拍了下来。
偏偏这个躲在床底的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李师师的“绯闻男友”、当时的婉约词大师、音乐天才周邦彦。周邦彦虽然碍于皇帝的出现，只能憋屈地藏起来，但还是控制不住技痒，把他偷听到的内容填成了一阕新词：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周邦彦《少年游》
不仅填成了词，问题是，他还把这阕词教给李师师去唱，而李师师竟然在宋徽宗下次光临的时候唱给他听。这两人也真够奇葩的。
宋徽宗一听不对劲，这情景咋这么熟悉，像是我干的，遂问李师师：“谁作的词？”
李师师毫不隐瞒：“周邦彦。”
宋徽宗当然很生气，你周邦彦偷听就罢了，还不识相，竟然整这么大动静，此词传唱开来，我大宋皇帝、“天下一人”是不要脸的吗！于是，他找了个借口将周邦彦贬出帝都。
数日后，宋徽宗又去李师师处找乐子，却被告知李师师不在，送周邦彦去了。等到很晚，李师师才回来。
宋徽宗又很生气，但内心还是很文艺，遂问，那个周邦彦临走可有词作留下？
李师师答，有一阕《兰陵王》。
宋徽宗：唱一遍看。
李师师：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皇帝）寿。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周邦彦《兰陵王·柳》
听完，宋徽宗转怒为喜。在文艺上，他是个惜才之人，知道了周邦彦能写出如此经典的词作，遂决定让他官复原职，后又任命他提举大晟府（皇家最高音乐机构负责人）。
按照宋人笔记的说法，如果周邦彦没有公开介入皇帝参与的三角绯闻，他就不会被贬出帝都；而他没有因此被贬，也就不会有流传近千年的绝妙好词《兰陵王·柳》。所以，为了一阕好词的诞生，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值得的。
▲周邦彦的家乡杭州。图源：摄图网
从宋词第一代流行天王柳永开始，写婉约词的人，名声就都不太好，被贴上“为人淫佚”“行为失检”等标签。像柳永这般，更是一生仕途受此拖累。晏殊、欧阳修等朝中高官虽然也是婉约词的资深玩家和有力推动者，但他们都要站出来与柳永词风划清界限，自己回家再偷偷跟着写。
这种将婉约词人的创作与其人品划等号的批判风气，贯穿了整个宋代。到了周邦彦生活的北宋末期，依然如此。跟他同时代的著名婉约词人，如晏几道、秦观等人，同样难逃道德审判。
史书中关于周邦彦的履历，就有他年轻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的记载，指向的正是他出入柳巷风月的“癖好”。而实际上，宋代文人墨客出入青楼本来稀疏平常，周邦彦之所以成为靶子，主要在于他把这些经历甚至他的相好都写成了词，还写得这么好，不骂你骂谁。
据考证，周邦彦一生与岳楚云、萧娘、桃叶、秋娘、惊鸿等数名歌妓有过较长的感情经历，并为她们写过不少词作。他曾在苏州的一场酒会上遇见一名歌妓，神情颇像他年轻时要好的岳楚云，细问之下，知道她竟然是岳楚云的妹妹，而岳楚云早已从良嫁人了。周邦彦又惊喜，又惆怅，当场填了一阕词，托她转交给姐姐岳楚云：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凄凉意。愁无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
——周邦彦《点绛唇·仙吕伤感》
这种处处留情的行径，确实很像柳永。但周邦彦好歹比柳永“幸运”一点：他们遇到的皇帝如此不同。
在柳永的时代，无论是宋真宗还是宋仁宗，都曾出台禁令，痛斥浮艳之辞。所以当有人向皇帝推荐柳永时，皇帝只回了一句“且去填词”——言外之意，你那淫艳的词风与流连青楼的作风，就不要进来玷污公务员队伍了。
周邦彦人生后半段遇上的宋徽宗，却是个奇葩君王——除了做皇帝，干啥啥一流。所以在南宋人的笔记中，一个帝王才会和周邦彦同时出现在名妓李师师的房间里，而周邦彦还能凭借填词功夫因祸得福，受到重用。这就是绯闻记录者的本意，拐着弯儿说这一对君臣“臭味相投”。
在北宋亡国的大背景下，周邦彦恐怕要与爱惜他才华的亡国之君一起担起千古骂名了。由此，也不知道周邦彦比起柳永到底是幸或不幸了。
▲李师师。图源：影视剧照
实际上，他一生混官场，坎坷远远多于顺利。
虽然家乡人认定周邦彦出入烟柳巷中，“为人失检”，但周邦彦自己并未沉沦不振。24岁那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他离开家乡钱塘（今杭州）到了帝都汴京（今开封），以布衣身份顺利通过太学的入学考试，从而开始了自己在国家最高学府的游学生涯。太学人才济济，但周邦彦始终是锋芒毕露的那一个，史书说他“游太学，有俊声”。
这股才气最终化成了一篇7000余言的大赋——《汴都赋》，在元丰六年（1083）七月进献给宋神宗。
当时，宋神宗推行的新法遇到了各方的反对。血气方刚的周邦彦却认为，新法是“盛德大业”，于是慨然创作了赞颂新法的《汴都赋》。宋神宗拿到这篇讴歌改革的作品，很激动，让文才堪比苏轼的李清臣在殿上大声诵读。随后，宋神宗又专门召见了周邦彦，从诸生破格擢任太学正——也就是说，周邦彦凭借一篇赋，从一名太学生，变成了管理太学的官员，从此步入仕途。
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被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誉为“壮采飞腾，奇文绮错”的《汴都赋》，在得到宋神宗的肯定后迅速传播开来，周邦彦由此获得了全国性的名声，“声名一日震耀海内”。
而这篇赋在以后仍持续影响着周邦彦的仕途命运。
受传统史书的影响，在围绕北宋变法的新旧党争中，我们普遍同情旧党成员，而忽略了新党成员的命运浮沉。事实上，北宋的新旧党争就像现代西方的两党制，它不是对错之争，也不是道德之争，而是理念之争——用什么执政方针去缔造大宋的强盛。所以在这场贯穿了北宋最后六十年的党争中，虽然双方都有小人投机上位或见风使舵，但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章惇等这些“党魁”的争斗，更像是“神仙打架”。双方都有意气用事，或只用“本党”人士、摒弃“他党”人士的极端做法，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新旧两党及其拥趸进行道德评判。
具体到周邦彦，更是时代悲剧投射于个人的缩影。
他投献《汴都赋》时，正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持续关注北宋与西夏的战事，并与同学一起写过文章，对北宋兵气不扬、战事受挫表达了深深的惋叹。他是从内心相信王安石变法能够使国家强大的——这种信念让他很自然地向新党靠拢。
但周邦彦这次“站队”的结果，却使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
他虽然只是新党的边缘人物，但仅仅三四年后，随着宋神宗的去世以及旧党的重新掌权，他就如同历代政争中的派系牵连一样，被贬出京，开始了长达11年的飘零辗转之旅。此种大起大落的人生仕途，以往我们关注旧党中的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均有深深的共情，实际上，新党中的青年才俊也同样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潮，如浪打的浮萍，难以自主。只是他们的命运刚好相反罢了，新党兴则旧党去，旧党起则新党落。
而周邦彦的痛苦不仅于此。从他认同新党的那一刻起，他就陷入了“李商隐式”的困境。在一阕词中，周邦彦写道：
桃蹊柳曲闲踪迹。俱曾是、大堤客。解春衣、贳酒城南陌。频醉卧、胡姬侧。
鬓点吴霜嗟早白。更谁念、玉溪消息。他日水云身，相望处，无南北。
——周邦彦《迎春乐》
著名学者罗忼烈在《清真集笺注》中认为，这阕词是周邦彦被贬知溧水县任上时的作品，大约写于元祐八年（1093）至绍圣二年（1095）之间。词中“玉溪消息”用李商隐事，“似有所托”。
李商隐，号玉溪生。在晚唐的两党政治斗争——牛李党争中，李商隐一方面受到牛党骨干令狐楚父子的提携，另一方面又受到李党骨干王茂元的欣赏，并成为后者的女婿。这种非牛非李、亦牛亦李的身份，使得李商隐饱受双方的指责，处境尴尬，始终在官阶底层徘徊。
元祐八年以后，随着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北宋朝堂政争进入新的轮回——这次是新党得势，一个个被召回朝。而周邦彦像是被遗忘了，还是在溧水县任上，无人顾念。所以他才在词里吐槽：“更谁念、玉溪消息。”
▲宋哲宗画像。图源：网络
被贬任溧水知县后，四十来岁的周邦彦似乎已经看透了人间欢乐。即便是他年轻时热衷的歌筵场合，他也是昏昏欲睡，无心欣赏：
凤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绍圣四年（1097），42岁的周邦彦终于获准还京。
第二年，宋哲宗读到了《汴都赋》，深受震撼，下诏召见周邦彦，“使诵前赋”。这是命运第二次眷顾周邦彦，但此时的他已经没了年轻时的冲劲，“坐视捷径，不一趋焉”——有了升官的捷径，他却毫不热衷。
在给宋哲宗重献《汴都赋》的奏文中，周邦彦留下了一番辛酸的告白：“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退省荒芜，恨其少作，忧惧惶惑，不知所为。”
抱着萧瑟的心态，他得到了宋哲宗的召见。在召见之后，也没有获得超常的官位擢升。但他坦然了。
一个“憔悴江南倦客”，面对政治的无情，党争的残酷，人生的底色变得悲凉。
从42岁还京，到60岁提举大晟府（皇家最高音乐机构负责人），周邦彦除了期间两次短期外任，大多数时间都在汴京。他顺其自然，没有拼命往上爬，政治也很少找他的麻烦。于是就循着资历，凭借才华，熬资格一步步升迁。
他本来就是杰出的音乐家，又写得一手好词章。追求艺术甚于追求治国的宋徽宗，自然对他青眼有加。他于是有条件从容地创作，并在大晟府组织人马谈论古音、审定古调，总结一代词乐，实现了词律的严整与规范化。
正如宋词研究者所说，北宋初期的词风清绮纤丽，中期苏轼时出现过奔放之势，到了周邦彦时期又为另一种词风所代替，慢词已达成熟期间，用词造句、音节格律上都有突破。尤其是周邦彦在大晟府提举官任期中，吸取乐工曲师之经验，搜集审定当代八十四种的词调，亲自度曲，创作新的词牌。他继承柳永、秦观的精华，注重词的音节格律，开创格律词派的先河，使宋词向格律化方向发展，音乐性趋向成熟，把慢词推到新的阶段。
有一次，周邦彦创作了一阕词，词牌是他自创的《六丑》：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
宋徽宗在宫中听到后，疯狂点赞，但他对《六丑》这个词牌大惑不解。底下人告诉他，这是周邦彦自创的词牌，问他便知。
周邦彦被召入宫后，解释说，这首词一共犯了六种不同宫调（乐调变化称为“犯”），都是音乐中极美的调子，但是特别难唱。传说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有六个儿子，品行高尚而相貌丑陋，所以用之来比拟这个词牌。
宋徽宗听了，又为周邦彦的音乐天才所折服。
▲《听琴图》局部，据说弹琴者为宋徽宗自画像。图源：网络
在音乐词章的领地里，周邦彦如鱼得水，而一旦离开了他所钟情的这片领地，他又变得很丧。在官场中，他一度随波逐流，没有很强的对抗性。据宋人笔记记载，权相蔡京七十岁生日时，周邦彦随大流，也写了祝寿诗。这件事成为了今人斥骂周邦彦的一个理由。但仔细一想，这对周邦彦是否太过苛求了呢？一个当朝的在位权相恰逢古稀大寿，奉上几句漂亮的场面话，不是正常不过吗？更何况，蔡京被定性为奸相，是他落马后的事了，周邦彦又如何能未卜先知呢？
总之，晚年的周邦彦在旁人看来，真的有些呆若木鸡。但，这就是他的处世准则。
尽管如此，他并非全无底线。在最后一次流露他的底线后，周邦彦付出了最终的代价。
当时，宋徽宗热衷于制造盛世假象，底下的人精一个个秒懂。一时间，国土大地一会儿报告这里出现了白鹿，一会儿报告那里看见了苍鸟，都是祥瑞之兆。宋徽宗很开心呀，说要征集新词广为传唱，让天下万民都来感受盛世瑞兆才行。权相蔡京自然心领神会，遂找到主管大晟府的周邦彦，传达了皇帝的指示。
但周邦彦不但没有珍惜这次表现的机会，反而说自己老了，“颇悔少作”。也就是说，周邦彦委婉地拒绝加入制造盛世假象的行列。从周邦彦的词集《清真集》来看，确实也找不到一篇“颂圣贡谀之作”。
你可以说他怎么突然变得硬气，也可以说他不过是任性一把，甚至可以说他纯粹就是嫌麻烦所以不干……他的心境与真实想法，我们已经无法触达了，但事情的结局却是明确的：他由此以63岁高龄被调离大晟府，出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后改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
野史传说中的周邦彦，此时正躲在名妓李师师的床底下；但鲜为人知的是，真实的周邦彦，此时却踏上了晚景凄凉的流离之路。
鸿庆宫是赵宋宗庙，负责人是一个闲职，但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老臣或学识渊博之人担任。可见，最后朝廷还是认为周邦彦是本朝的一面文化旗帜。
接到任命时，周邦彦住在睦州（今浙江建德）。不久，方腊起义爆发，他赶紧回到老家杭州。才到杭州，起义军也到了，他只好北渡长江，暂居扬州。随后携家眷前往南京鸿庆宫。
途中，经过天长道，周邦彦想起年轻时经此道上汴京求学的情景，一晃40多年就过去了。年迈的他百感交集，提笔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阕词：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敧斜。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
——周邦彦《西平乐》
字里行间，难掩末世悲凉。
到达南京后，66岁的周邦彦一病不起，不久去世。这一年是宣和三年（1121），距离北宋覆灭还有短短六年。
一代词人死后，他的作品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管朝代如何变迁。在南宋人的笔下，当时的歌妓都喜欢唱周邦彦的词，虽然她们并不知道周邦彦是谁。而南宋的词人，几乎都以学周邦彦为“词之正宗”。
迄今，在文学史上，周邦彦仍被公认为宋代词坛“结北开南”的集大成者。“结北”指的是周邦彦作为北宋词坛殿军，总结了北宋各家之长，形成浑厚和雅、缜密典丽、沉郁顿挫的经典词风。他师法柳永，而又能化俗为雅；他学习贺铸，让词风刚柔并济；他发展了秦观的风格，使得音律更加精细……“开南”是说周邦彦有开南宋词风之功，南宋影响颇大的“骚雅词派”的代表人物姜夔与史达祖，都是周邦彦忠实粉丝。还有吴文英，也是如此，“深得清真（周邦彦）之妙”。站在南北宋交替的时间节点上，周邦彦成为两宋词史永远绕不过去的关键性人物。
王国维说，周邦彦是“词中老杜”。如同杜甫之于唐诗的意义，周邦彦之于宋词，象征着一个朝代的文学样式所能达到的极限。
“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沉恨处，时时自剔灯花。”那个一生孤独的词人，把他最后的深情都酿到了文字里面，时光流逝，越陈越香。
千载之下，所幸人们记住的是文学上永恒的作品，而不是政治上一时的威名或权势。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是一个光耀千古的大词人。他只是北宋政坛的一个边缘人，但潮水退去后，他成了整个舞台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