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脱胎于周轶群为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所作的长达一百页的导言,就体量、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吴宓研究中很难超越的著作。作者阅读了吴宓所有存世的著作、日记、书信、诗作、诗话和讲稿,在此基础上,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守成派的主将,作了一部五百页的思想传记,主要覆盖了吴宓对世界文学(集中在古希腊、古印度、英国和法国文学)、宗教(儒、耶、佛、柏拉图“四大宗传”)和本国经典(《红楼梦》)这三方面的重要论述。书中胜义纷呈,这里仅举两例。比如,所有人都谈白璧德对吴宓的影响,却少有人谈美国新人文主义另一位领袖穆尔(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对吴宓的灵魂冲击。白璧德基本上悬置宗教,而穆尔在这方面与白璧德大异其趣,他认为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正宗的传承关系,曾写过极力捍卫基督教的著作。吴宓在人生不同阶段曾出入于“四大宗传”,这样的宗教热忱与穆尔直接相关。明乎此点,我们对吴宓的认识自然就深入了许多。
另一处让我印象深刻的分析,是吴宓在西方古典学方面的造诣。吴宓1921年归国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常年教授《世界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两门课程,对西方文学的专门了解远超同时代其他人。1920年代,周作人曾著《欧洲文学史》,郑振铎也出版过《文学大纲》,这两种教材在当时自有救急的功用,但实际只是编译、抄撮而已。而吴宓于1923年发表对《荷马史诗》以及研究史长达两万言的介绍,完全基于他对当时西方荷马研究的全面了解,对于旧派(荷马为独立作者)、新派(考证、解析史诗文本),乃至考古学发现(施利曼发掘特洛伊、埃文斯发掘米诺斯文明),都有翔实而亲切的介绍。他对《荷马史诗》研究现状的把握(截至到1923年),与当时的国际前沿研究非常接轨。吴宓虽非科班的古典学学者,但已完全掌握荷马研究古往今来的主要观点。在国内西方文学史专业的草创年代,能出现如此专业的概括,让人既感意外,又感振奋。
吴宓一生对宗教念念不忘,他接触过的主要宗教,都曾真实地打动过他。1920年代,吴宓曾说“若孔子而不足受吾人崇拜,则世界古今竟无可崇拜之人”。到了1930年代,吴宓在日记中下过“皈依宗教、虔事上帝”的决心,还表示“极有意出家,为天主教僧侣”。1940年代,他又开始亲近佛教。他的宗教情怀不仅表现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也体现在礼仪方面。尤其到了晚年,他会在除夕、元旦和亲友忌日,焚香祭祀,叩拜行礼。后来遭到举报和批评,只敢在深夜偷偷焚香,跪拜列祖先贤,祝告天地神佛。如今想到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周轶群精心绘制了这幅逼真、细腻、复杂的“精神画像”,带我们探访了吴宓的心路历程乃至天路历程。这位白璧德和穆尔的追随者,在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提出时人认为迂腐可笑的第三条道路。学衡派在当时可算一败涂地,但如今看来,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历史也往往受失败者和失意者(统称losers)影响和塑造。这些losers可能是喝鸩酒的雅典人,可能是背木头的加利利人,也可能是那个深夜焚香的泾阳人。
《E考据故事集》,艾俊川著,中华书局 2023年2月
这本书是艾俊川先生近年来文史考证文章的结集。“e考据”指利用数据库、互联网搜索,更快捷、高效地完成考证工作。作者十年前曾有《浅谈E考据》一文(收入《且读且居》),介绍了这个数字化时代的考据工具以及自己完成的几个突破性研究。在这本新书的《弁言》中,作者带着更多研究成果和更多研究心得,对“e考据”又做了一番提纲挈领的总结,并提出“识文断字知书达礼”四项原则,以大家熟悉的成语概括了历史考据的精义。这里简述一下作者的界定。识文,就是保持对文言的敏感,因为古文有时字句简省,有时文风浮夸,意思并不一目了然。断字,就是准确辨识尺牍、书稿、字画上难认的字(作者本人正是这个领域的绝世高手)。知书,是要了解常用的史籍和工具书,一旦在网上发现线索,知道下一步要去何处追踪这些线索。达礼,指的是“对旧时官场制度、社会风俗乃至人情世故有所了解”。这四项原则、八个大字,实则是用平易、亲切的语言描述了研究者需要在语文学、书志学、目录学和史学等多方面的综合训练。
书中二十多篇文章,集中在清代和民国的历史人物。每篇文章都充满鲜明的“艾氏风格”,都从新发现的材料,或不为人知的文献入手,凭借“e考据”这件利器,搜出更多线索,拼出已湮没在历史中的感人画面,让我们对历史人物有了更丰富、更多面的了解。每篇文章都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每篇文章都能发人之所未发,充满真正的原创性,会令许多论文等身、项目等身的学者汗颜。
考据研究因为专业性强(不能整天谈玄说妙)、学术门槛高(不能整天只读三四本“经典”)、讲求证据和方法(不能整天说情怀、讲段子),所以常遭人误解,以为琐碎、枝蔓、无趣。但细读艾俊川先生的考证,往往会改变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固定印象。书中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傅山一批书信,先订正了录文中的讹误,显露了作者“断字”的功夫。因为亲友的官司,傅山在信中频繁请托与自己交好的清廷地方官,正好让我们了解清代诉讼和官场很多历史细节。傅山历来是受人尊敬的“明遗民”,晚年拒不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根据作者的分析,傅山在顺治年间的“不合作”态度并不鲜明,至少因日常事务不时与地方官员周旋。这便是在知人论世上更进了一层。
再比如研究辜鸿铭所编蒙学课本《蒙养弦歌》,让我们知道1920年被北大解聘的英文教授、顽固的保皇派,在1900年为小学生选编的课本中,选诗“闪烁着难得的温情光芒”,其诗教思想极有可能影响了后来张之洞起草的中小学教学章程。这样的考据便让我们对辜鸿铭减少了一些脸谱化的理解。又比如《周作人批阅过的新诗习作》一文,作者在民国女大学生孙尧姑的诗作稿本上,发现了周作人评语的手迹(“断字”功夫又一例),并进一步通过网搜学,还原了贵阳一中语文教师孙尧姑坎坷的一生,让人感觉无限辛酸。
《E考证故事集》中,有些文章的阅读门槛较高,需要读者具备较多清代和民国的文史知识。但绝大部分文章,只要平心静气去读,都可以读出侦探小说的趣味,以及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和悲悯。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倒行逆施的人,他在洹上村养寿园拍摄的、用于舆论战、带有Cosplay特征的操舟垂钓照,也会让我们的嘴角浮上一丝欣赏的微笑。
《万物皆可测量:1250-1600年的西方》, [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著,谭宇墨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
这本书试图用微观的分析,支持一个宏大的观点。作者认为,西方近代之所以能在工业、商业、航海、军事、行政各领域取得全球范围的决定性优势,其根本原因不在科学和技术,而在于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量化、精确化,中文版标题巧妙地强化为六个字——“万物皆可测量”。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可以柏拉图为代表,注重抽象、永恒、超越感官经验的理念世界,对于不断生成、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评价不高、兴趣有限。同时,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人对时空的理解均未超出人类心智所能容纳的程度,比如中世纪作家会认为世界大约创生于公元前四五千年,有神学家认为如果亚当每天走25英里,那么七百多年后便可行进到最近的恒星。
但大约从1250年开始,作者发现西方逐渐发生一种认知的转向,从定性的抽象分析转向定量的具体讨论,强调分析的精确和实在,开始着手对物理现象进行量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在全书第一部分讨论了欧洲人如何开始精确地衡量时间、测量空间、完善数学。最有说服力,也是此前研究很多的例子,就是机械钟的发明,将原本如流体一样无法分割的时间,划分为一连串均匀、同质的单位量。数学方面,则引进了阿拉伯数字,替代了直观但笨重的罗马数字,随后又发明了加、减、乘、除等运算符号以及等号,使得计算过程更为简便、快捷、容易重复。数字方面最有趣的例子,是16世纪初年,仍有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混用的情况。比如,用MCCCC94代表1494,ⅠⅤ0Ⅱ代表1502,两种计数系统杂糅,尤其后面一例,直接以罗马数字代表位数,令人咋舌。
第二部分讨论视觉化,包括音乐之记谱法、绘画的透视法、商业的复式记账法等,可以视为量化趋势在具体领域中的运用。但这部分分析脱离了科学史和思想史,滑向音乐史和美术史,在有限的篇幅里,材料就显得拥挤,有时会让人产生跳读的冲动。但就整体而言,这本书以有限的篇幅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按照作者最后的总结,欧洲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前,已然出现精确、可以检测的定量分析。这样的定量分析,将思考的对象分解到最低限度,然后可在纸上、脑海中将其视觉化,然后按照等量的定量单位进行划分,如此一来便可进行测量,数出有多少定量单位(238-239页)。书中谈到14世纪的牛津学者甚至讨论如何对信仰、美德、神恩进行量化,现在想来真要算是极端先锋的做法了。
《共济会四百年》,[英]约翰·迪基著,迩東晨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5月
共济会(Freemasonry)长期以来是各款阴谋论的最爱。将全球范围内的动荡归结为一个秘密社团的暗中操纵,这个简洁的解答会让某些人欲仙欲死。共济会究竟是何方神圣?一位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为我们整理出一部历史,从17世纪一直讲到21世纪。共济会兴起于16世纪末的英国,自己认可的正式建立日期是1717年。最初是从事教堂建筑的石匠联合组成的行会,后来发展为由男性成员组成的社团。入会者需要立誓,严守本会的秘密,并有严格的入会仪式以及一整套规矩和源自建筑行业的符号。而且像所有行会一样,共济会也会大力神化其历史,将《旧约》中的所罗门圣殿、欧几里德几何学、神秘主义都全数吸纳,创造了自家的神话学。共济会从英国向外传播,在法、美、德、意、西等国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成员中名人辈出,从莫扎特到王尔德,从华盛顿到丘吉尔,可以拉一个漫长的榜单。所以这本书贯穿了西方近现代史,材料多,故事多,名人多,让人眼花缭乱。
按照作者的解释,共济会最阳光的时候,像是一个男性精英互助、互惠的社交俱乐部。取得会员资格,如同获得一份征信记录良好、社会地位崇高的凭证,是一项值得炫耀的成就。成员之间患难与共,在没有公共福利和医疗保险的时代,大家相互扶持,共渡难关。在职业生涯方面,会员又可以互相提携,构成一个成功人士互利互惠的社交网络。认为共济会阴谋颠覆世界的念头,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天主教人士。当时有作者发表煌煌巨著,证明启蒙时代哲学家(如伏尔泰)和共济会合谋,颠覆了法国的“旧制度”。共济会最悲惨的时候,被法西斯政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被墨索里尼于1925年立法取缔。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共济会也被纳粹查禁,标志性事件就是1935年盖世太保关闭汉堡的总会所。全书中最接近阴谋论的时刻,是意大利警方在1981年起获共济会某分支机构一份名单,多名部长和议员的名字赫然在列,说明该机构已对当时的政府全面渗透。
作者认为共济会是大不列颠最杰出的文化输出之一,堪与足球、网球和高尔夫球媲美。但阴谋论者会对这样的看法嗤之以鼻,会觉得作者在为共济会洗白。共济会成员人数众多,这是读此书之前我没有预料到的。作者统计,一战之后,美国共济会会员激增,达到200万人。1960年高达400万,相当于每12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个会员。此后,这个历史悠久的秘密社团逐渐衰落,根据最新的数据,2017年全美只有一百多万会员,世界范围则有六百万。但即使共济会风光不再,要想让上百万人对统治全球的政治阴谋彻底保守秘密,可能还需要更大的阴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