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宋词之登峰造极者， 一曰柳永，一曰苏轼。
柳七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东坡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柳七云：“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东坡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柳七云： “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东坡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有人独爱柳三变的感情细腻，也有人推崇苏子瞻的胸襟豁达，乐于将二者比较的不单是后世的诗词爱好者，还有当事人自己。自古文人相轻，苏轼也恃才傲物，也甚是自得，也不屑于与他人论短长，却偏偏喜欢与柳永比较。
苏轼生活的年代比柳永生活的年代大概晚了50年，当时，柳永已名满天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现象仍未改变，在苏轼心中，前辈柳永代表着写词的最高水准，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写道：“近颇做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
可见，柳永确实是苏轼少年时的偶像，超越偶像是所有人的理想，苏轼也未能免俗，每当写出一首好词，他总喜欢问左右：“我词何如柳七？”时人或先入为主认为柳永不可超越，或即时逢迎称赞苏轼青出于蓝，却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直到一个善歌者给出终极答案。
南宋俞文豹的《吹剑续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古代的词是用来唱的，对于词的好坏，歌者也最有发言权。这位善歌的幕士一语中的：柳永的词，适合十七八岁的少女，手执红牙板，低声吟唱，别有风趣；苏轼的词，适合关西大汉，手拿铜琵琶铁绰板，引吭高歌，慷慨激昂。
幕士的表述中，无褒无贬，其核心思想是：柳永的词是婉约派，胜在情感细腻，苏轼的词是豪放派，胜在气象恢弘，二者适宜的对象、乐器、情景，均不相同，没有可比性。
柳永公认的巅峰之作是《雨霖铃·寒蝉凄切》：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苏轼公认的巅峰之作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雨霖铃·寒蝉凄切》与《念奴娇·赤壁怀古》，两首绝唱，各领风骚，柳永与苏轼，两座高峰，各具风采，只有风格不同，没有高低之分。柳永和苏轼分别代表了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的最高水平，他们都是站在巅峰的词人，平行而立，没有竞争关系。如果你喜欢婉约派的柔美伤感，就手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如果你偏爱豪放派的壮怀激烈，就拿起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选择的依据是当下心境和个人偏好，而非词作本身的优劣。
笔者虽为女子，却偏爱豪放词风，而我认识的男生，却大多钟情于婉约词风，这未尝不是一种互补。欢迎留言说出你钟爱的词风、词人以及具体词作，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