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建筑学并不仅仅是建筑“设计”？为什么建造的技术并不能简单地以落后或进步而论？为什么虽然技术革命的浪潮有着明显的“代际”特征，但是每一次重大的技术更替，却不仅仅是单纯的创新？
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说：“就过去150年内所有物质文明的重大发明而言，它们的背后不但有技术上长时间的内部发展，还有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
英国剑桥大学工程历史教授、著名工程师比尔·阿迪斯的集大成之作《世界建筑3000年：设计、工程及建造》（以下简称《世界建筑3000年》）就是对以上观点的生动说明，除了“断代”之外，它努力辨认着每一个时期的建筑工程技术发展的立体图像。它讲述了工程学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活动和事件，带领读者品评从上古时期迄今3000年间世界建筑的匠心。那些影响工程学及建筑学数千年的重要人物、建筑、著作、观念，亦跃然纸上。
「“中间”但不“中立”」
虽然中文书名如此，但《世界建筑3000年》讨论的中心其实是“建筑物”（building）而不仅仅是“建筑”（architecture）。
它详细叙述了各个时期“建筑艺术”和“建筑项目”的不同，分析了它们彼此融合的复杂过程，同时在写作方法上力求综合。比如，人们相信即使古埃及的大型建筑的流程也与今日相差无几，但是本书着重记述了有案可查的历史，它寻求那些不仅有个人创造的神话，还有完整社会语境、物质基础、学术背景等的材料的事例，将建筑工程看成由方方面面的条件整合起来的整体，而不是结构工程、声学工程等的简单相加。
这种眼光意味着，历史真实中的工程师或设计师不仅要熟悉材料与技术，预见项目实施的后果，还要具备杰出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后者意味着他必定是在一个集体的、社会的意义上看待他的创造，这一点和艺术家完全不同。因此设计方法，设计工具、图纸、计算的路径，和实在的材料属性或可见的结构特色一样重要。建造者是“中间”但不“中立”的角色，他们将抽象知识的个体发现和现实的历史社会需求融合，这一过程中虽有“意外”，但是绝无偶然。
比如，我们不会惊讶，佛罗伦萨百花教堂穹顶的设计者布鲁内莱斯基同时也是“透视法”的发明者——如果“发明”这个词尚有争议的话，他至少是让这一方法成为工程学中有效沟通“所思”、“所见”和“所得”的重要推手。上至埃及人画在莎草纸上的神庙图样，罗马人刻于大理石板的建筑平面，下至詹姆斯·瓦特1780年注册专利的工程图纸复制技术、今日的建筑信息数据系统，不同时期的建筑工程师或多或少地依赖心、手、眼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他个人身上，已经体现了技术和其载体的表里。但是走向现代工程制图学的意义，更是在于抽象的设计可以在多人之间无误差地传递，这是每一项大型工程变得可能的基础。讽刺的是，在打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协作也削弱了天才设计师或工程师的地位，布鲁内莱斯基便非常警惕竞争者窃取他的技术秘密，他一方面用独创的方法探讨设计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情愿将他的图纸公之于众。
「“更高大”变为“更高级”」
建筑工程的近代发展，意味着文艺复兴“大写”的建筑设计师风光不再，由于更有利可图的市场，更强大的集体推动力，工程师的地位正在追赶艺术家，他们或者迟早会混同于一类人。在设计位于意大利帕尔马的法尔内塞剧院时，阿利欧帝对机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舞台机械，一种制造剧情幻境的装置，而不是剧院的古典装饰才是此类建筑的核心所在。15至16世纪实施的运河工程，15世纪以来的航海船只制造技术，大幅度提升了西欧建筑师的工程能力……直到美国早期摩天楼的推动者、约翰·威尔伯·鲁特强调，“工程学目标应该作为设计流程的重点”，终于，欧洲工程师获得的技术成就，在强调商业利益的美洲建筑师那里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这股势头最终又回到欧洲并波及整个世界。
很多现代建筑师在建筑哲学中接受了制造工艺，比如勒·柯布西耶，看到风格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这就像女人头上的羽毛，有时曼妙，但非永久，仅此而已”，因为现代建筑有着另一些“更重大的结局”。工程师的审美观中看重的是“量产精神”，现代建筑工程的伟大意义必须和汽车、远洋班轮、飞机的发明等量齐观。作为承包商，结构工程师阿鲁普创立了著名的建筑技术公司，强调“整体设计”，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成为建筑这样一种“首要结构”的主设计师，他们可以独立受雇，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赖于建筑师的旨意。
因此，出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由本书的分期依据，也就是“上古时期的建筑与工程，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全球贸易和理性与启蒙时期，工程学成为一门专业的时期，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期，现代建筑的诞生期，现代建筑的工程时期，电脑与绿色建筑期”这9个命名的轻重，我们可以看到，建筑技术的历史并不完全是线性的、连续的、均匀的。
本书的讨论并未大量涉及其他文明的历史，而是偏重在西方思想自身，这种自信尤其来自近代，这时，在人类数千年的实践基础上，依靠近代科学，还有成熟的社会条件，西方工程学有了自己初步的思考路径，它真正成了一门专业，现代建筑诞生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中。
如果说此前建筑学的发展还是基于一些神话般的孤立的名字，那么现在建造技术的发展已经变成了群星灿烂，本书大部分的篇幅正是出自这两三百年喷发的新意之中。
上古和中世纪，大多数时候，最优秀的建筑工程师所思考的，只是为了将教堂这样的超级结构建造得更加伟岸超拔——为了让这一目标变得可能，费时费力在所不惜。但是现在，建筑工程需要考虑各个方面的问题，任意一个方向的突破就可以引起整个行业的巨大变革，比如，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工程量、降低成本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如何设计一个有效抗震、能防范意外灾祸的建筑？或者，如何在不增加管理投入的情况下，让建筑空间变得更加灵活和智能，以适应其中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些不同的思路在过去往往不可能并存，或者不是考虑的重点，但如今它们已经是现实的某一部分，推动了不同的建筑次生行业的发展：像理论家文丘里的著作所暗示的那样，建筑工程师需要将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一并考虑，以期让建筑学在“更高、更大、更便宜”的简单诉求之后，变得更加“高级”。
「从“建筑”回到“人”」
当我们看到当代建筑工程的这种潜力，油然而生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为什么还有存在的必要？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获得的不对称的名声是否有朝一日将会反转？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用三言两语回答。也许，我们有必要通过一个在书中各处都提到的简单事例，对以上这问题予以回应。
今天的公众对于建筑通风的问题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看法，但是，在近代科学准确测知空气成分和功效之前，人们对于抽象的“空气质量”的看法并不一致。一些人甚至认为，密闭门窗在室内燃起香烛，才是更“健康”的做法（可能考虑到当前现代城市室外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采暖与通风工程师学会的成员在讨论行业标准的时候，依然提议在学会刊物中禁止使用“新鲜空气”的说法，代之以“室外空气”这个词——他们的目标是“正确的空气”。
问题在于什么是“正确”。从历史角度看，对“正确”的标准形成的决定性意见，哪怕是如此直观的议题，却并非取决于个人印象，甚至不完全是基于科学知识，而是迫在眉睫的社会变革。
比如，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北欧国家倾向于将财富投入建造民用建筑，而不是大教堂，在那里促成了大型公共建筑的第一批通风管道设计——虽然我们不能简单说二者之间有简单的决定关系，但是在冬季，有着大量人群聚集需求的室内空间，确实要比容积有限功能简单的教堂更需要人工通风。20世纪后半叶室内空调系统的大规模推广，恐怕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上世纪50年代，即使人们对于这一新鲜事物的看法尚未成熟，纽约和费城较好的写字楼已经纷纷跟进安装空调系统，因为楼宇的主人恐慌，他们的租户会因此转租其他已经安装了同类系统的办公楼。十九世纪后期，在同样的城市中极为糟糕的集体租屋状况，甚至都并没有直接导致此类技术的繁盛，但是，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尤其是大型商业建筑比如旅馆和购物商场内的中庭，便推动了中央空调的飞速发展。可观的利润再造出了室内人造的天气——即使今天，人们对于室内空调是否有利人体健康，也还有不尽一致的看法。但是，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完全不依赖机器通风的新建筑了——建筑结构、建筑交通、室内装修的式样乃至于门窗制造的技术都会因此有着相应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也因此变化了。自古以来，东西文明对于大量集聚人口的城市都有着下意识的恐惧，以前也许仅仅是害怕互相搅扰，吵得晚上睡不着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彼此隔绝声音和空气的大城市居民，最终变得心安理得了——从大厦顶楼看下面无声的车水马龙甚至成了一种享受。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种的工程师都有根据各自专业优先项自行其是的本能，比如设定更高的建设指标，大幅度提高保温性能，优化空气微循环设计，强调门窗的密封性，等等。但只有建筑设计师，才可能代表最初的那个“人”——建筑的使用者——作出最基本的反思：建筑为人而设，而人现在得到了什么？
讽刺的是，在当代，强调建筑学科无上自主性的建筑设计师却大有人在，建筑工程学有时候是他们躲进这种自治领域的方便法门。对这些人而言，本书相对并没有特别偏爱“建造”这样一种曾经在建筑理论界甚为热门的主张，因为后者只是在建筑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模式——现代主义因此应运而生——之后才受到重视的，而不是建筑唯一的初衷和原因。历史地看，在建筑工程中，“建筑设计者”的角色相对于“建造者”的身份要广谱得多，也包容得多，他们既会成功也肯定有可能失败。从拿简单建筑语言的组合为罗马帝国建造奇迹般的引水渠的工程师开始，到总是尽可能降低结构成本做出轻盈结构的意大利建筑师纳尔维，直到满足“世界第一”的迪拜富豪需求的超高层结构设计者，对于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考量而言，建筑工程学绝不只是克服重力，产生出不可思议三维形状的游戏。即使身为工程公司的负责人，阿鲁普的合伙人萨格登也会强调，“结构功能应该采用建筑形式予以实现”。
了解历史的人，会将他笼统提到的这种“建筑形式”具体化为真实可感的人性。希望读完这本大书的读者们，也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