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与自律的汉文帝

刘恒临终之时，留有遗诏，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资治通鉴·汉纪七》）其中“畏”与“惧”二字，更是醒目——不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是“畏”他自己会犯错误，“惧”他自己不能善终。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畏”与“惧”，因为他自知“不敏”,与凡夫俗子没有多大区别，并非真的是上天之子，并非真的受之于天命，并非真的有天生之才，并非一经登上帝位，就立马变得高明起来。以己之“不敏”而肩负帝王之任，生怕“羞先帝之遗德”，愧对天下苍生，始终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种心态,使他善于自省，严于自律。

公元前166年春季，刘恒诏令扩大祭祀的场所，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币帛，并且说：朕听说祠官在祭祀的祈福祷告中，都将福归于朕个人，而没有为百姓祈福，朕对此很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享神灵的福荫，而百姓们却不能分享，这是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参见《资治通鉴·汉纪七》）不知道刘恒是否读过《孟子》,但他的这一番话，却与当年孟子对梁惠王说的“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与少乐乐”还是“与众乐乐”之精神正相吻合。

刘恒是言行一致的。即位不久，即公元前178年，就有有两件事，值得一说。那年三月，他下诏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的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给米、肉、酒若干；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加赐絮帛，并由县丞、县尉或啬夫、令史送货上门，各县由县令亲自检查，郡国由“二千石”派监察官吏负责监察，不按诏书办理的官吏，都要给予责罚。那年四月，有人向刘恒进献千里马。刘恒说，我出行之时，前有鸾旗为先导，后有属车做护卫，日行不过三五十里，千里马实在用不着啊。这种拍马屁的人，毎朝每代都有，这位进献千里马的官员，却把马屁拍着马腿上，自讨没趣。好在刘恒为人宽厚，给当事者留有余地，不仅把千里马退还给，还给人家旅途费用。他是对事不对人的，专为此事下诏：“朕不接受贡献之物。务令全国各地不要前来进献。”及时制止这种进献拍马之风。

刘恒曾想修一露台，先让工匠合算成本，得知需要花费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位“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的总和，便说，我居住着先帝留下的宫室，常惧使它蒙羞，于心不安，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立马放弃这个念头。他当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帷帐不绣花纹，“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为自己修建“霸陵”，只准利用山陵形势，不另立高大的坟堆，只准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而民“有不便”，或修正律法，或减免赋税，“辄驰以利民”。

直到生命的尽头，刘恒依然保持这种自省自律的精神,他在遗诏中明言，听说天下万物萌生，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是万物的自然规则，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时代，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厚葬而破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很不赞成这些做法。我本人没有很高的德行，没有帮百姓做多少好事，现在死了，再让他们长期地为我服丧哭悼，经历几度寒暑交替，使人家父子悲哀，老人伤感，减少了他们的饮食，停止了他们对鬼神的祭祀，这是加重我之失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他在遗诏中，还对丧事怎样简办做了相当具体的规定,例如，令到以后，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不要调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如此等等。

说刘恒“始终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并非虚言。作为封建帝王，能始终保持这种执政者的自觉与自律，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