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媒体通过“天眼查”和一些相关方面的透露，2019年以来已有1884家影视公司状态显示为注销、吊销、清算、停业。这一次较大范围的影视行业关停，也正体现出前几年影视行业过热之下，隐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日益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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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的影视寒冬还要持续多久，没人知道答案。
但身处其中者，却不难感受到寒流行经过后在自己生活中留下的种种痕迹。裁员、欠薪、难找工作变得越来越频繁。从华谊到万达，不少影视股市值大幅缩水，巨头尚且尚且艰难，小公司更是难以为继。近日，天眼查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有1884家影视公司关停，具体表现为公司状态注销、吊销、清算、结业。
影视股缩水，横店网大开机率减少，
视频网站话语权逆转
“2018年是电影资本市场的严冬，有一半的影视股市值跌落，1600亿元市值蒸发，有8家影视公司的市值腰斩。”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此前在今年上影节表示。影视股市值缩水仍在继续，曾经的千亿影视股万达缩水为不足300亿，曾经市值890亿的华谊缩水为百亿出头，光线登顶新的影视股市值第一。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去年预言过的“几千家影视公司倒闭”正在成为现实：今年，这个数字是1884家。
固然，这是一个去芜存菁的洗牌过程，从长期来看，撇去泡沫，热钱离场，有利于整个影视行业向精品化、工业化转型。“前几年随便什么项目都好骗钱的时代过去了，甚至有导演拿着故事梗概糊弄到钱给自己买房的。”不过，从短期来看，阵痛和无序成为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必然关键词。
从Q3财报来看，17家上市影视公司中，11家营收下降，“家有余粮好过年”的几家影视公司大多是爆款制造者：北京文化、光线传媒。而几家业绩亏损的公司中，受到监管处罚的欢瑞世纪、深陷《巴清传》泥潭的唐德影视，陷入收购困境的幸福南海，以及受《八佰》撤档等事件影响的华谊兄弟，成为典型的“阵痛经历者”。
11月29日，印记传媒正式摘牌，成为首支“面值退市”影视股。从高峰期的市值493亿元，曾参与发行、投资了《军师联盟》《长安十二时辰》《北平无战事》《克拉恋人》《小时代》等知名作品，最终股价收在0.25元，市值缩水至4.42亿元，缩水超过99%。
11月15日，长城影视公告称其子公司淄博影视城83.34%的股权、以及安徽马仁奇峰文旅股份有限公司64.5%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在业绩巨亏、违规担保、债权逾期之外，其实际控制人赵锐勇因涉嫌信披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造血乏力，一些民营影视公司选择卖身国有资本自救。11月22日晚间，收购过《大圣归来》出品方世纪长龙的鹿港文化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与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在此之前，慈文传媒的实控人变更为江西国资委。
由于影视股不少身陷困境，加上“限古令”“限薪令”等政策影响下，影视公司与视频平台之间的话语权发生了逆转。某制片人透露，目前大平台剧集采购价平均缩水60%。据一位明星经纪人表示，平台划出红线，高于3亿的戏直接不买，限薪令不只是针对艺人，而且也是针对编剧导演等所有剧组人员，预算全方位收紧之后，题材和体量选择变得更加有限。
今年早先，文章《网大能否拯救横店？》曾言，“船小好调头”的网络大电影已经成为扛起横店开机率的中流砥柱。时隔半年，限古令对网大也有所影响，有网大导演表示“古装戏置景为主的横店开机率也下降了，象山要好一点，因为能拍的现代戏年代戏要多一点”。据统计，横店开机率最近下降了45%。
以上都是一些宏观的描述，而细化到微观角度，对于每个从业者，随之而来的欠薪、拖薪、裁员事件变得屡见不鲜。某民营五大影视公司之一下属子公司员工甚至表示“已经欠薪好几个月了，一边找下家一边接私活”。
小Z曾经担任过某知名都市情感剧的署名编剧，近日遭遇了民工式讨薪维权事件，剧本尾款时隔一年还没有结给她，“我们编剧没有话语权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给甲方看信用卡欠账单，从哀求到气急败坏，就是不给钱。然后我跟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孩子要是不行你就别干了，回家来吧。”小Z说当时一下就哭了。
28岁的猫仔和她老公小六的职场遭遇，则仿佛整个互联网行业加影视行业的困境缩影：在百度上班的她和部门里几名同事都遭遇了HR的暗示性谈话，希望他们主动离职，没谈拢之后又提出让他们加入PIP（绩效提升计划，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达不到则会被解雇，因此被视为“解雇前奏”），她不知道应该继续煎熬拉扯，还是当机立断。
小六是一名制片人，手头有一个电影项目流产了，“演员都签好了付首款了，后面拍摄资金一直到不了，就搁置了”，另一个宣传片交片后，“不结尾款了，就一直耗在那儿了。公司传出倒闭消息，搬迁走了，对接人也变了，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他表示这类小影视公司最常用的套路就是“更换交接人员、要确认单、不联系”。迫于无奈，他选择退出了这个行业，前一阵子开了一家餐厅。还有一部分从业者选择了转行卖保险、做微商。
寒冬下的结构性难题：
当综艺成艺人主曝光出口，007对人的“异化”
高以翔事件，从来也不是孤立的一起悲剧，而是整个影视寒冬下的结构性难题。海清在FIRST闭幕上的“中生代女演员困境发言”实际上并不适用于她本人，以及被她Cue上台的几位：在发言之后，她就迎来了年度热门剧《小欢喜》，且至少还有4部电影电视剧待播。“无戏可拍”的困境实际上更适用于名气和咖位比她小的艺人们。
在这一年多当中，“限薪令”取得了一定成效：公开信息表明，头部流量艺人从8000万一部（含税）降到了2000-3000万一部戏，实力派演员从5000万一部戏降到了2000-3000万一部。不过，对于难以替代的稀缺类型艺人，限薪令仍存在着一定“操作空间”，此前王千源因被曝出的微信截图涉及“6180万片酬不肯降”，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艺人与项目成为了一场“田忌赛马”式残酷竞争：一线艺人接二线艺人的活，二线艺人接三线艺人的活，三线及以下艺人工作减少，甚至无戏可拍。
如果说头部演员依然一如既往有更多剧本可供选择，那么对于中尾部演员来说，为了一个工作机会则可能抢破头。甚至有媒体报道“近七成演员正在沦为社畜，月入5000，为视频平台打工”。
在影视寒冬项目开机率锐减的情况下，综艺就成为了艺人们维系曝光率、维持收入的主要出口。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中国综艺节目广告市场规模接近22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12%，领跑广告市场，其中真人秀节目占据近半数视频节目，广告创收过半数，是最受品牌们青睐的类型。
《我是演员之巅峰对决》《演员请就位》《演技派》三档演技竞演综艺同期相撞，暴露出的正是“演员难就业”的问题，因而不得不让演技综艺来完成“消化”。电影咖、电视剧咖、综艺咖的鄙视链在就业难题面前已经显得微不足道。迪丽热巴在一档综艺中透露，自己已经“七八个月没戏拍了”，明道在《演员请就位》中表示：“我是明道，今年39岁，戏龄15年，这是我今年演的第一场戏。”今年5月，演员邹新宇退圈，选择去国金证券做了一名销售。
随着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加入竞技真人秀，明星们在综艺中不得不选择“以命相博”，把自己变成一个个收视率数字。高以翔的悲剧根源，是长期以来综艺录制的不合理007工作机制，是安全意识的淡薄，也是人的被忽视和“异化”。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文化是为消费行为寻找意义与依据的文化，是刺激并制造消费欲望的文化，大众传媒激发了对于奇迹的期待，人被消费文化控制奴役，人们进入了一个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被全面“异化”。或许，只有在一个高度规范化工业化的行业里，这种异化才可能有所减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