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于元代至元18年(公元1281年)从陕西行中书省划出，正式立省(甘肃行中书省)，迄今有823年，省名由甘州与肃州的首字合成。甘肃代称“陇”，源自陇西郡。六盘山南段别名陇山，陇山以西古谓陇西或陇右。战国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80年始置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从上古起，陇西或陇右泛指今甘肃地区，简曰陇，沿用2000多载。
古代甘肃重要的经济地位
“陇右熟，天下足。”这是《史记》中的西汉俗谚，可见当时甘肃乃全国粮食主产区。中国是由粟(小米)的栽培发展出粮食种植业的，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地区是粟的原产地，而且麦的原产地也是西北地区，4500年前已出现。
祁连山林木茂盛，野生动物多，焉支山水草丰美，上古就是极佳的猎场和牧场。汉武帝平定匈奴后在此置郡县，移内地之民充实边防，他们除从事农业外，也多依托畜牧业为生。
提及甘肃，人们往往联想到丝绸之路。这条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横贯亚洲内陆的古商道，曾持续千余年不废，它使隔绝的东西方得以沟通，推动了中国与境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全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起点为长安，穿越河西走廊，到敦煌后分为北南两道，北道出玉门关，南道出阳关。开启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是汉王朝为抗击匈奴而通西域，以联络诸民族建立盟军。最终由于时局变化，这条战争之路成了和平之路。
古代甘肃的特产很早就流通到中原甚至江南。羌笛又称“陇笛”，因为东汉初羌人就移居陇西。鹦鹉又称“陇鸟”“陇客”，因为多产自陇西。洮河绿石制作的洮砚，唐代已享盛名，至宋，列为四大名砚之一。
丝绸之路因汉王朝通西域而形成，商贸是双向互动的。中国的丝绸及瓷器、漆器、铁器、铜镜、箜篌等经此通道而西传，特别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经此通道而西传，如凿井法、冶铁法及造纸术、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西域(广义)的发展(如欧洲文艺复兴就直接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同时，西域(广义)的物产也经此通道东传至我国，如葡萄、苜蓿、石榴、蚕豆、芫荽、狮子、汗血马、香料、宝石、琵琶、桌子、椅子等等。举凡冠以“胡”字的东西都来自西域--胡桃、胡椒、胡萝卜、胡瓜(黄瓜)、胡琴、胡床(折叠凳)等等。特别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经此通道东传至我国，丰富了我国文明的形态。
古代甘肃重要的政治地位
古代甘肃无论外御边患，还是内击强敌，都具有关键性的战略地位。正由于此，汉武帝在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击退盘踞河西的匈奴后，为了不使广大疆域空虚，便当机立断，将原匈奴昆邪王的辖境设置为酒泉郡，原匈奴休屠王辖境设置为武威郡，并大规模移民充实这一地区，进行开发和戍守。
汉之前的周、秦两朝，也把这里作为边防前线和主战场之一。战国时秦、赵、燕因抵抗不了匈奴，索性筑长城封锁边境，与之断绝往来，其中秦国的长城修建于陇西郡(郡治在今之甘肃临洮南)、北地郡(郡治在今之甘肃庆阳西南)等。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处筑长城以自保的方式，为其后诸多王朝所沿用，如汉长城、北魏长城、隋长城等。明代在甘肃的著名军事工程，除了长城，还有号称黄河第一桥的镇远桥，位于兰州城北通济门外。
甘肃在军事方面的区位优势，还可从唐代中叶两次事件得到证明，即安史之乱和吐蕃之乱。这两个例证可见河西、陇右的战略价值，拥有它还是丧失它，对于唐王朝的命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既然古代甘肃在经济实力、战略地位等各方面都非同一般，那么它也必然成为意欲称王称霸者的资本和目标，尤其在十六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多次政权更迭。十六国之前凉、后凉、西凉、北凉、西秦五国，均建都于今甘肃。
这些政权实际上是胡汉双轨制，既体现出中原封建王朝的某些制度特色，也保留了少数民族部落的某些制度特色。100多年间，“城头变幻大王旗”，包括甘肃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民众陷于兵燹之灾，社会发展受阻，但并非完全停滞不前，各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也采取措施刺激经济，舒缓民生，恢复秩序。
甘肃现在除汉族外，还生活着回、藏、东乡、裕固、撒拉、蒙古、哈萨克、满、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古代甘肃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河西走廊联结西域，民族迁徙非常活跃，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月氏、乌孙、鲜卑、吐谷浑、羯、氐、羌、回纥、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不同民族之间通过交往建立密切联系甚至实现融合。先进者熏陶、引领后发者，后发者对于先进者既有因袭也有变革，彼此互补互利。
古代甘肃重要的文化地位
就传世文献而言，甘肃应首推文溯阁四库全书。据数据显示，文溯阁四库全书共有藏书3578种，36315册，是现存四阁中藏本最多最全的。
就出土文献而言，甘肃更有骄人的成果。20世纪我国考古学在出土文献方面有5大发现: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文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这5大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实证，并且开启了新的学术视野:殷墟甲骨--甲骨学，塞上简牍--简牍学，敦煌文书--敦煌学，大库档案--清史，少数民族古文字--民族学。5大发现中，3项与甘肃相关:塞上简牍和敦煌文书两大成果整体在甘肃，少数民族古文字这一成果部分在甘肃。
三大世界性的宗教都是经由丝绸之路东传至中国的。古代甘肃是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主要行经地区，较早较多地受到其影响，在佛教文化方面尤为突出。
佛教约在公元1世纪两汉交替之际从西域进入中国。西汉末，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派使者到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讲授浮屠经。古代甘肃的佛教文化盛况，也可以敦煌、天水、永靖、瓜州等地的石窟寺为证，它们都被纳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
佛教经典的翻译是佛教传播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一工作从汉代起就展开了，大体到宋代基本完成，历时千余年。先后翻译出的汉文的佛教经典有1520部，5620卷(《大藏经》所存，不包括已译而后亡佚者)。汉译佛经的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不朽贡献。
古代北方的民歌，题材与风格迥然异于南方，视野广阔，直抒胸臆。从流传不衰的乐府旧题《陇西行》《凉州词》《关山月》等，可以看到甘肃在漫长历史上难以磨灭的痕迹。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期，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很有特色的一类。王维、崔颢、岑参、高适、李白、李颀、王昌龄、王瀚、王之涣等诗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边塞诗，笔力雄健，节奏跳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边塞诗中，从主题看，尤以写西北边塞的居多，甘肃的风物就是盛唐边塞诗经常咏及的对象。
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古代的甘肃都是值得令人骄傲的，活在当下的我们，是不是更该努力奋斗，让甘肃重新觉醒呢?
作者:石定果，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