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部，位于中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区的中间，其战略位置十分的重要。甘肃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也是在这种地缘政治之下形成的。长期以来，甘肃不仅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还是中央王朝控制西域的一个跳板。

一，汉朝河西四郡的战略价值

甘肃省，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西域地区、关中地区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黄河、弱水等河流从西向东流过，冰雪融水造就了一马平川的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只要控制了河西走廊，就能够和西域建立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商业、文化上的联系。而河西走廊适宜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也为有利于中原王朝在此开发。

汉朝前期，蒙古高原的匈奴强盛，不断侵扰关中地区。汉武帝为了联系西域的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当时河西走廊控制在了匈奴的手中，因而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期间被匈奴两度扣押，时间达10年之久。因此，汉朝想要和西域建立联系就必须要拿下河西走廊。同时，匈奴和青藏高原的羌族建立了联系，而羌族对首都长安的威胁就更大了，唐朝时期的吐蕃就曾从这里出发攻入长安，因此想要切断匈奴和羌族的联系，也必须要占领河西走廊。

前121年，霍去病率领军队发动了河西之战，击败了匈奴的休屠王，随后汉武帝在此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称为“河西四郡”，后来又设立凉州刺史部。从此河西走廊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汉武帝在河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兵，使得河西走廊逐渐成为了沃野。同时，河西走廊一带也适合放牧，该地区可以为汉朝的骑兵提供源源不断的马匹，加强汉朝的军事力量。

河西走廊纳入了汉朝版图之后，汉朝和西域建立真正的联系的机遇就来了。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和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出使规模庞大，沿路有军事保护，因此能够顺利到达西域各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西域各国和汉朝就建立了商业和政治交往，沿途商旅和使者不断。为了保护其线路畅通无阻，汉武帝曾出兵灭楼兰等恶意阻断商路的小国，使得汉朝的军事力量得以深入西域。其最终的结果便是汉朝在西域开始驻扎军队，设立机构。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了军事控制之下。

 

二，进入羌族地区的跳板

羌族和汉族是同宗同源的两大民族，历史上的羌族包括很多支系，包括后来的党项族、藏族等。在农耕发明之前，古羌族生活在甘青一带，后来有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发明了农业，成为了华夏族，后来演变为了汉族。汉朝时期，羌族还停留在游牧阶段，并且常常侵扰关中一带。汉朝得到了河西地区之后，对羌族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前111年，汉朝军队进入河湟地区讨伐羌族，并在此设立了护羌校尉，西平亭（今西宁），这标志着汉朝开始经营河湟流域。汉宣帝时期，赵充国讨伐羌族，并设“金城属国”和临羌（湟源县）、安夷（平安）、破羌（乐都）、允吾（民和）、允街（兰州红古）、河关（贵德县）7县。魏晋继承了两汉对河湟地区的控制，并在西宁一带建立了西平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民族进入了凉州一带，先后建立了五个凉国，史称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其中鲜卑族的慕容氏直接进入了河湟地区建立了吐谷浑王国，中原地区对西域和羌族地区的控制就削弱了。在隋唐时期，重新恢复了河西走廊的控制，丝绸之路又得以重新开通，西域重新纳入了王朝版图。然而，羌族的势力不断崛起，导致了河西已经难以控制了。唐朝前期，吐蕃统一了青藏高原，成为了唐朝最大的威胁。它不断入侵关中、河西等，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被吐蕃所控制，763年，吐蕃军队攻入了长安。

吐蕃瓦解后，羌族中的党项族又崛起了，在北宋时期建立了西夏国，也是北宋的劲敌。西夏占据着整个河西地区，使得陆上丝绸之路被控制，北宋只能向海上发展。同时让北宋失去了天然的产马基地，难以建立强大的骑兵。从唐中期之后，中原王朝在和羌族的斗争之中总是处于下风，直到蒙古族的崛起改变了这个局面。

1227年，蒙古国灭西夏，占据了河西走廊，蒙古也顺势进入了河湟一带。1239年，窝端率领蒙古军进入了青藏高原，吐蕃势力纷纷投降。1247年，蒙古和吐蕃进行了凉州会盟，吐蕃宗教首领萨迦·班智签订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此后，元朝继承了蒙古国，西藏青海也就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元朝在西夏地区设置了甘肃行省。明朝实行继承了甘肃省的设置，并且在甘肃临夏建立了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作为羁縻吐蕃的机构。

 

三，东西方文化的汇集之地

河西地区从汉朝之后就成为了丝绸之路的咽喉。中原的铁器、丝绸、茶叶、瓷器、造纸术等从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了西域、中亚和西亚和欧洲，而西方的蔬菜瓜果等物产也通过河西走廊到达了中原地区。东西方的商人来往于这里，南北方的民族到达这里，因而这里成为了民族大融合的火炉。月氏、乌孙、匈奴、氐、羌、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曾经出现在这里，目前还有汉、回、藏、蒙古、裕固、哈萨克、土、维吾尔等族世居于此。多民族的杂居共处、碰撞交汇为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河西走廊不仅仅是经济交流的通道，还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汉时期，印度的佛教就开始通过西域、河西走廊传入中原，法显、玄奘等都是通过河西走廊前往印度。中原的儒家文化也通过此地进入了西域，在河西走廊出土的居延汉简，被认为是20世纪四大考古发现之一。而敦煌和麦积山的石窟则是佛教文明西来的见证。

 

唐朝时期，国家的开发程度进一步提高，西方的摩尼教（明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袄教）等也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了长安城。唐朝时期的回鹘就信仰摩尼教，并且被定为国教。西亚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其伊斯兰教也开始通过河西走廊传入。到了元朝时期，来自于西亚的波斯、阿拉伯等国商人大量在河西走廊附近定居下来，逐渐和当地的汉族人融合而形成了回族。

同样是唐朝，佛教同时从中原和印度传入了吐蕃地区，逐渐融合而成为了喇嘛教。元朝建立之后，藏传佛教就远远不断地传入了蒙古高原，久而久之，蒙古人也开始信仰佛教了。此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河西走廊其东的中原是汉文化（儒家文化），其南的青藏高原和其北的蒙古高原是藏传佛教文化区，而其西的西域是伊斯兰文化区。三种文化在河西走廊交流、融合，这是世界所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