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盐”的文字探源

盐是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之一，有“百味之王”的美称。蒙昧时代，人与动物对岩盐、盐水的舐饮一样，是出自生理本能。古代流传下的“白鹿饮泉”“羝羊舐土”的记载，都说明古人通过观察动物行为而发现了盐的存在。

“盐”字出现的比较晚，甲骨文和金文中没有这个字。《说文解字》中收录了“盐”字：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说文》中解释说，“盐”就是卤。天生的叫卤，依靠人力制成的叫盐。传说最早是由名叫“宿沙”的部族开始通过煮海水提炼出了盐。据《中国盐政史》记载：“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

 

20世纪50年代在福建出土的文物中有煎盐器具，证明了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当地已学会煎煮海盐。这一发现与史载资料相印证，可以肯定至少在4700年前我国山东至福建沿海一带已学会煎煮海盐。

 

上图是“盐”字的篆书，非常形象。下面部分代表用来蒸煮的器皿，右上角咕嘟嘟嘟正在煮着的是卤水，其上有人形代表人工操作，最耐人寻味的是左上角的“臣”字，“臣”字什么意思？《说文》中解释说：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和煮盐劳动毫不相干的“臣”字呢？这是强调煮盐和“事君”有关，是国家行为。

二、 食盐专卖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盐业专卖的国家，盐业专卖又称禁榷。

《尚书·禹贡》中有“青州厥贡盐”的记载，海岱之滨的青州将盐作为献给天子的贡品。到了周代，税收设为“九赋”，其中的“山泽之赋”规定了对煮盐征收赋税。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创立了食盐专卖政策。《管子·海王》篇中记载：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

齐桓公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想要征收房产税，问管仲这项政策怎么样？管仲说桓公征收房产税是要毁掉房屋，如果开征房产税，那么，纳税人为了规避纳税，便会毁掉多余的房屋，尤其是空置的房屋。房产税不能征。桓公又问其它税是否可征，均被管仲否定了。最后桓公问“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回答说“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问：“何谓官山海？”管子回答：“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策）。”

齐国临海被称为海王之国，有海就可以用海水晒盐，有盐就可以用盐策。

如何用盐策呢，管仲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今夫给之盐筴，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齐桓公采用了管仲的建议后，使盐利“百倍归于上，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齐国成为国力强盛的东方大国。

管仲的“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理论也启发了后人，使用在人口统计上。20世纪初，中国“四万万”人口的数字并不是通过科学的统计、调查得出的，而是根据当时食盐销量、食用量推断出来的大概数字。

自西汉武帝起，历朝历代都对盐业实行不同程度的专营、专卖制度。汉昭帝时期，政府专门就盐、酒、铁专营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结论是废除铁、酒专营，保留盐业专卖，这次辩论后来由桓宽编著成《盐铁论》，是研究古代经济史的必读篇目。

东汉光武帝时期，食盐由专卖改为征税。此后，食盐管制时紧时松，隋唐初期有一百多年是完全放任盐业，且免除食盐征税。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盐业专卖、征收盐税又重新开始实行。自此之后，盐业专卖、征税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延续了一千余年。1994年国家实行税制改革，取消盐税改为分别征收资源税和增值税，绵延2000余年最古老的税种——“盐税”的名称从此成为历史。

三、由食盐专卖引发的官盐、私盐之争

 

食盐专卖成为国家政策之后，由政府经营的“合法”盐称为“官盐”，未经政府允许民间私人贩卖的盐称为“私盐”。在实行食盐专卖的朝代，对“私盐”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堪比今天对毒品的打击力度。汉武帝时，对私盐贩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钛左趾”是在左脚趾挂上6斤重的铁钳，“没其器物”是没收生产工具。

唐代实行盐业专卖后，贩卖私盐要杀头，相关官员都要连坐。五代时，盐法最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处死。宋代标准稍微宽了一点，也是杀头的罪，不过标准放宽到三斤至十斤。元明清以后，对私盐的打击和惩罚从未放松过。

从历史上来看，盐业专卖越严，私盐就越好卖，利润就越高。根据专家估算，食盐的零售价格要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利润非常高。马克思说，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可以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中国古代的私盐贩子就是这么做的。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如唐末王仙芝、黄巢，元末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其中黄巢称帝、张士诚称王。要说两个私盐贩子灭亡了唐朝和元朝有点夸张，不过这俩食盐经营个体户也确实是够厉害的。

有点吊诡的是，私盐贩子拉帮结派意外的推动了对关羽的崇拜。关羽是河东解良人，此地有古河东盐池，亦称解池，自古是产盐重地。当地私盐贩子在外面亡命江湖，做刀头舔血的买卖，需要互相帮扶、照应。关羽作为当地乡贤威名远镇，自然成为他们敬仰和崇拜的偶像。国内规模最大的几座关帝庙解州关帝庙、运城关帝庙、常平关帝庙都集中在解池附近，不是偶然的。

 

四、 盐税与国家治理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持续存在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长期实行食盐国家专卖制度，食盐对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堪比今天的石油、电力和互联网。

有日本学者提出，三国之所以长期鼎立，其实是各自占据了一个产盐区，魏国食池盐，吴国食海盐，蜀国食井盐，有了产盐区作为支撑，才能互相抗衡。

 

唐朝，盐税收入达到中央收入的五分之二至二分之一。北宋因内忧外患，严重依赖盐税收入。南宋盐税占财政收入一半。元朝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税。明代，盐税是仅次于田税的第二财政收入来源。

清代盐税收入初约200万两，中叶为550万两，到了清末为1300余万两，因为清末不仅开征盐税，还加征“盐厘”。所谓“盐厘”就是指对贩卖食盐而抽取的税银，也就是对盐开征的一种“货物税”。通过这些措施，增加了财政收入，壮大了国家财力。

 

盐引是宋代以后历代政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图为清代盐引

民国时期，盐税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据统计，1937年全国（东北未在内）盐税占财政总收入的22.9%，一直到1950年，盐税收入还能占到国家税收的5%。

相比其他税种，盐税有三方面的优势：

首先，容易控制，征收成本低。中国面积广大，但盐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相对集中的盐业资源使政府控制起来相对方便。以传统农业税为例，征税成本要占到税收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且易激发民变，远不如盐税征收成本低。

其次，盐税是间接税，民间感受到的痛苦比较小。盐税是直接向盐商收取的，盐商再将其转化到盐价中，即使百姓有怨言，也是冲着盐商去，不与政府直接冲突。

其三，税基大，收入多。人人都要吃盐，这是生理决定，无法逃避，每个人头上收一点，聚集起来就很可观，达到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效果。

五、 盐商与文化传承

 

宋代便有“天下大计仰东南，东南大计仰淮盐”的说法。扬州是两淮盐业中心，巨大的财富聚集于扬州，是五湖四海文人向往之地。《书画所见录》中描述：“海内文士，半集淮扬”。曹雪芹之祖曹寅主持两淮盐务及织造十余年，主持东南风雅，在扬州召集彭定求等退休翰林开局编纂《全唐诗》，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扬州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中心，文人在扬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是盐商的慷慨投入，盐商亦“喜招名士以自居”，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有诗人、画家、学者等，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正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盐商穷奢极欲，凡事务求精致，不计成本，在建筑艺术、学术文化、书画文化、戏曲文化、教育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及服饰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