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钱德勒今天被奉为犯罪小说的大师，但1959年3月他去世的时候，只有十七个人出席他的葬礼。
他活满了七十岁。可他的文学生涯充其量只有二十六年。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留给世界七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这七部以洛杉矶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为主人公的长篇，彻底改变了犯罪小说的面貌，当中的第六部《漫长的告别》，尤其被视为美国文学的瑰宝。
马洛诞生之前的犯罪文学世界由一位女王统治着，那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全盛的时代，英国古典侦探小说发展到了顶峰。但古典派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的局限，与时代和社会的脱节，已经让这种类型文学的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钱德勒看得很清楚，它们不过是解谜的游戏，从艺术上来说，“都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对世界上的事情太无知了”。他欣赏美国同胞达希尔·哈米特，那个写出过《马耳他之鹰》的硬汉派作家，因为他是为了那些知道街头暴力的人写作，用的也是这些人平时所用的语言。
钱德勒自己动笔时，决定把这种观念付诸实践，但在艺术上更胜一筹。1939年的长篇处女作《长眠不醒》一出手，便是硬派犯罪小说的精品了。
重建犯罪小说的一切
1888年7月23日，雷蒙德·钱德勒生于美国芝加哥，酗酒的父亲很快抛弃了家庭。母亲带着他投奔英国伦敦，他随后在达利奇学院接受了古典教育。汤姆·威廉斯所著的《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中文版刚刚面世，他在书中写道，像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公立学校一样，达利奇学院也充斥着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整体上剥离了性欲。等到1904年，钱德勒从这里毕业时，不仅早已下定决心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而且从此对性抱着厌恶的态度，“在两性方面成长为一名纯洁的青年。”
1907年，他归化英籍，但不喜欢公务员的工作，于是做了记者，业余写诗，但这两样都算不上成功。1912年，他返回美国，在洛杉矶一带打零工为生，五年后前往温哥华，加入加拿大远征军，赴欧参战。战后，钱德勒回到洛杉矶，继续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已经三十一岁的他十有八九还是个处男”，却爱上了战友戈登·帕斯卡尔的继母茜茜。母亲去世后，他于1924年和长他十八岁、已到甚至已过更年期的茜茜结了婚，但那时他并不真的知道对方的年纪。
钱德勒做了石油公司的审计师，发现妻子的真实年龄后，他本来就有的酗酒问题更加严重，有时还与同样爱喝酒的女秘书乱搞两性关系，终于在1931年落到被公司解雇的境地。
失业后的钱德勒开始从头学习写作，甚至重新学习英语——美国的俚语和黑话。《黑面具》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通俗杂志正是硬派侦探小说最早的阵地。1933年，他在该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勒索者不开枪》，继而写出一系列颇受欢迎的短篇。
长篇处女作《长眠不醒》于六年后问世，菲利普·马洛在书中首次亮相，受雇于病入膏肓的老将军斯特恩伍德，调查他因女儿的赌债而遭人勒索一事，却卷入将军女婿失踪的疑案。1946年，好莱坞把此书搬上了银幕，由大明星汉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儿主演，大大地提升了钱德勒的知名度。《长眠不醒》获得成功以后，他又写了六部长篇——《再见吾爱》《高窗》《湖底女人》《小妹妹》《漫长的告别》和《重播》，均以马洛为主人公和叙事者，其中又以《漫长的告别》最受瞩目。
小说一开场是这样的：“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在特里·伦诺克斯身上的时候，他正坐在一辆停在舞者俱乐部门外高台下的劳斯莱斯银魂里，喝得醉醺醺的。”马洛与伦诺克斯之间发展出了一种颇不自在的友谊，直到警方找上门，他才发现朋友涉嫌杀妻潜逃。他受雇去陪伴酗酒的畅销书作家韦德，得知韦妻是伦诺克斯的前妻，伦妻又是韦德的情妇。
书中曲折离奇的情节和简洁明晰的语言令人称道，但更重要的是钱德勒对富人阶层糜烂生活和统治阶级腐败权术的揭露。与古典侦探小说里的福尔摩斯、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不同，马洛不再置身事外，仅凭直觉和逻辑推理办案，而是时时刻刻感受到所处的环境。他面对的与其说是谋杀、暴力和尸体，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腐败、贪婪、淫欲和奸诈。“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林莽；饶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腐败的警察，给了它一层薄薄的秩序的外衣。”英国作家和评论家、《发条橙》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说，“你可以向每一个人告别，唯独永远也不能向他们告别。”这使得马洛小说远远高出一般的犯罪文学，而自觉地肩负起了社会批判这一更为重大的使命。
“尽管古典式侦探小说和硬派私人侦探小说大体上都遵循‘引入侦探、介绍案情、展开调查、查明结果、确定罪犯’的故事轮廓，但前者侧重从众多嫌疑犯当中找出真凶，而后者强调表现侦探与罪犯的冲突。”黄禄善在《美国通俗小说史》中写道，“有时这种冲突是心理上的，有时则表现为枪战、拳击等形式的暴力争斗。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私人侦探都无一例外地起着罪恶审判官和惩罚执行官的作用。他既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腐败的暴露者，又是现代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以暴制暴、扶正压邪的理想人物。”
孤独及孤独所创造的
钱德勒传记中译本《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的出版，还让我们有幸接触到钱德勒的书信，尽管只是零星的引用，却也可以看出钱氏书信大家的风采。
1949年，他在给英国朋友和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的生日贺信里写道：“你已经是个五十岁的老人了，真糟糕啊，或者还没有那么……我很同情你。这是个糟糕的年纪。五十岁的男人既不年轻，也还没老去，甚至算不得中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尊严却还没有到来。对年轻人来说，他既年老又平庸。对于真正的老人来说，他既肥硕又贪婪。他只对银行家和收税员尚且有用。干吗不开枪把自己打死，了结这样的人生？想一想前方可怕的未来，你可能像萧伯纳那样，变成长胡须的骷髅，也可能变成滔滔不绝的蝉，甚至变成过时的抢镜的人。”
1954年底，茜茜因为肺炎去世了。钱德勒的生活分崩离析，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她是我的生命之光，是我的全部奢望。我做过的所有事情，不过是为她暖手的火。”
他开始更加严重的酗酒，1955年2月开枪自杀，但第一枪打偏，第二枪哑火，警方及时赶到，阻止了第三枪。对孤独的恐惧让其他女人进入了他的生活，他却继续过着孤独的日子。
侦探马洛也是个孤独的人。他对女人的冷淡、对男性友谊的忠诚、对性交的厌恶——直到《漫长的告别》，我们才第一次看到马洛与女人发生性关系——引起了后人对钱德勒厌女症和性取向的很多猜测。在所著传记中，威廉斯将马洛对女人的态度，归因于钱德勒幼年时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和英国公立学校对性的拒斥。所谓的“腐国”成全了马洛这样一个硬汉。
钱德勒的经理人伯尼丝·鲍姆加滕显然是个敏感的女人。拿到《漫长的告别》手稿后，她担心马洛在社会良知、孤立无援和男性友谊的路上走得太远，于是写信给钱德勒，指出马洛已经“变成了一个近似基督的人物”。作家觉得经理人对他的误解不可原谅，怒而与之分道扬镳。因为他的确是要马洛经历考验、甚至遭到背叛，却宁愿殉道也要坚持原则的。如果以前这一点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这一回他铁了心要这么处理。
作为钱德勒的后辈同行，美国侦探小说家安德鲁·克拉万认为，美国文化往往在知识分子不在的地方发展得最好。犯罪小说就是这样一个领域。但知识分子注定会发现马洛。文学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就钱德勒写过多篇雄文，称他为“美国生活的画师”，说他借用侦探小说的公式，通过犯罪调查进入与生活各阶层的接触，以此搭起架子，再填入具体的社会和心理描写、与环境相适的人物形象和对人生悲剧的洞察。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深以为然。他说，在钱德勒的瑞典传人亨宁·曼克尔身上可以看到，侦探小说的公式是外置的一套僵化规则，但在那没有艺术可言的护甲里面，你会发现老艺术家像小孩子一样跳着舞。
“默默承受宿命般的巨大力量”
钱德勒一心跳出犯罪小说的护甲，以文学艺术家立世，但至死未能如愿，并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失败。
不过，安东尼·伯吉斯将《漫长的告别》选入了1984年出版的《现代小说佳作99种》，说它“结构精美，文风简练……如果这还不能算是文学，那么什么才是呢？”
大诗人WH·奥登很早就看出，钱德勒真正的兴趣不在侦探小说，而在于对犯罪环境的严肃研究，“他那些有力却极度压抑的书，不该作为遁世文学来阅读和评价，而应该被视为艺术作品”。
钱德勒式的硬派风格影响深远。曼克尔以降北欧黑色小说的社会批判精神似乎与此一脉相承，对道德瓦解、法律不公、媒体无能、歧视妇女，以及大资本家伪善与堕落的描写，莫不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因而风靡世界。
另一些作家则从钱德勒身上学习他对语言的运用和对人物的处理。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是其中有名的一个。他写过专论马洛的文章，指出钱德勒虽然受到海明威很大的影响，但两人笔下的硬汉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马洛不会像海明威的拳击手那样正面死磕，而是“默默承受着那宿命般巨大的力量，被它吞噬，受它驱使，同时在这旋涡中努力寻求自我保护的方法”。
也许海明威的硬汉到底不脱浪漫的气质，钱德勒的马洛才是贴近我们现实的选择。在社会的浊流中，这样的人既做不成必然粉身碎骨的反对者，又不甘心同流合污，他只能用个人的美学、规范和道义悄悄地抵抗，“多数情况下，即便明知会失败，仍挺直身躯努力迎上，不辩解，也不夸耀，只紧闭双唇，通过无数个炼狱。在此，胜负早已失去其重要性……因为他们明白，没有道德伦理，人生将失去根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