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被刑之后，在写给好朋友任安的信中说：“……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简单的三句话，是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他留给后世关于历史最重要的认知。但是这一认知，到今天为止，在大多数人的思维之中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历史的流传方式，更多的是故事，故事的流传并非说明这样的历史不对，而是说这样的历史很片面。
有的历史离我们很远，借助于文字，我们得以片面的了解到那遥远的时空发生过什么，残存下来的经验指导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以启示。周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以血缘亲族为基础的宗法系统，在封建制度瓦解之后，一直存活到现代社会，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多数人已经由原来的熟人社会来到了具有现代文明的生人社会，但是在生人社会去拜会未曾谋面亲人的时候，虽然是陌生人，还是会不自觉的生出一种亲近之感。
和中国乃至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不同，西方社会由于分工较早，产生的职业较多，走了不同于东方的发展路线。这种手法有人会质疑，因为司马迁早在《史记·货殖列传》就提出了分工的概念，并且已经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大分类。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但是中国乃至于东方，一直以来都是轻视商业，商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往往遭到歧视，虽然说是四类，实际上很少有人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士农为代表的两类人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士为统治阶级，农为生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农人兼具工人和商人的功能，小农经济这话说法就是这一说法的证据。在西方的传统上，农人只有嫡长子才能够继承他的土地，为了谋生，农人的其他儿子只能够从事建筑工人、铁匠、传教士、商人等工作，这些职业的精细划分，加快了城市建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对资源上的对抗，演化成为矛盾，新兴资产阶级势为了捍卫自己的私人财产不受到侵犯，契约应运而生，并且成为近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石。
东方和西方，因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作为整体长时间被割裂，许多传统的说法也认为自大航海之后世界才进入全球化。越来越来的学者，通过研究和事实的罗列，充分说明了全球化一直都在。
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名著《全球通史》里面写道：“西方长期受到日耳曼人、匈奴人……的侵略”。这在西方历史上称为蛮族入侵。在东方，匈奴主力能够被汉武帝摧毁，除了汉帝国的强盛之外，还得益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一开始只是为了攻打匈奴而采取的军事策略，在解决匈奴之患后，成为联通东西方经济的纽带，从这条路，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让西方知道了东方文明的富强。
强大的西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一样，在分崩离析之后，进入了战乱时期。这是时期的民族融合，都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的历史并非线性的前进，而是螺旋式的发展。汉末到隋的这段时间里面，尽管有西晋的短暂统一，战乱始终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虽然这一历史时期属于文明的波谷，但是却孕育出了隋唐帝国。隋唐，尤其是唐，虽然依靠武力定国，却根植于文化。西方的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景教，开创了西方宗教在中国扎根的先河；唐代玄奘印度取经，为佛教中国本土化，打下了基础，而作为翻译家的玄奘创造的词汇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刹那、口头禅。。。。。；唐代朝中官员并不是清一色的任用汉人，甚至唐王朝的皇室李家，血统上都不是完完全全的汉族，官员们胡汉并存，这个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李白的好朋友晁衡是日本人，晁衡是他的汉名，他的真正名字叫阿倍仲麻吕。
当中国文明向四周辐射，欧洲正在和蛮族对抗的时候，一个宗教正在亚欧大陆之间悄然崛起，它就是伊斯兰教。依靠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其发展速度足以比拟亚历山大帝国，并且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在向西扩张的同时，阿拉伯帝国也在向东扩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遭遇了，战争之惨烈，是冷兵器时代划时代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互有胜负，遏制住了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的脚步，同时也动摇了李唐王朝的根基。
遭受蛮族入侵的欧洲，大部分文明毁于一旦，但是文明的种子并未熄灭，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1453年灭亡，为近代西方文明得以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