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小姑娘一样都爱打扮，我们看到的历史只是历史书的二维的平面图而已。
历史长廊总是奇妙的，等待着人们去追寻那无穷无尽的时空，可惜我不是其中的一员，但每当我想起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卷帙浩繁的文明典籍，我就会由衷的钦佩先贤的智慧。
在莫高窟有一座道士塔，那位鼎鼎大名的王道士……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那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东方雄狮已经沉睡了，而且久久都没能觉醒。中国软弱得似一个病人，无力还击，只有喘息的力气，只有任风雨飘摇，只有看别人耀武扬威了。那时，中国的官僚们，他们为文物的运费而犹豫不决。而欧美的冒险家，却不远万里，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我的内心是矛盾的，我想那些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仕官不会不知道那些经卷的价值，那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啊，但是这与他们有何关系，那些经卷能让他们高升吗？能让他们暴富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保护经卷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自然是嗤之以鼻。这本就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我想起了一个新兴的名词“精致的利己主意者”。钱理群先生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若把责任都归于王道士，毕竟不够公平，他其实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他并不知道他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只不过是中国衰弱的一个缩影，那个时代对中国人来说是悲哀的时代。就算是今天，又有多少人懂得珍惜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一直都不懂得去珍惜灿烂的文明，就像济南的老火车站被拆除。二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曾把济南老火车站列为“远东第一站”，这座带有哥特式风格的圆顶火车站由当时年仅24岁的德国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始建于1908年，1912年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1992年，在一片反对声中，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21年后，济南市政府又宣布“复建”老火车站，这一拆一建的历史过程却值得认真体会。从专业的角度，真实性是复原历史建筑的首要原则，要复建老火车站，材料、选址、设计都非常重要，政府部门说要‘原汁原味’复建，‘原汁原味’的意思是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图纸，要有充分的学术理论和技术支持，但是现在根本就没有良好的复建基础，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从情感的角度，拆了真的，建个假的，有什么意思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文保单位总量很少，只有革命遗址、还有古代建筑才算，近代建筑被忽视了，老济南站也没有进入文保单位。相比于古代建筑，近代建筑受到的重视，关注显然少得多。联想到中国现在热衷于申遗，各种古镇拔地而起，其实我们该思考如何真正好好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古人留下来的智慧，当我们在游览那些文明古迹，却做出那些不文明行为时，我们有没有为这些感到愧疚呢？王道士是巧合，他只是不小心出现在了那个位置罢了，但王道士出现在那里又是必然的。鲁迅先生弃医，因为他开始领悟医治一个人的身体，是医学能做到的，但唤醒一个国民的意识，唤醒一个沉睡的国家，那是何其艰难啊，文化的传承不是仅几个研究人员，不是仅靠建几个博物馆，申请几个世界文化遗产就够了，我们对其就仍旧视如草芥……
手术刀、注射器、显微镜、镊子、口罩、X光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经常要用到这些设备，你会猜他是个医生。如果还会用到脚手架、起重架、毛笔、排刷、蒸馏水、高压蒸汽机、丙酮、环氧树脂等等，那会是什么职业呢？答案是文物修复师。
文物修复师主要为文物进行病害分析，并对影响文物本身安全的问题进行修复。他们是修复文物的医生，修复的是文物，保护的是历史。
专业的文物修复师和文物修复工作室很少，专业设备也少，除了一些老专家，年轻的文物修复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因为专业的文物修复，不仅要有专业的博物馆知识，还需要掌握化学、材料学和美术等相关知识。国内不少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往往都是横跨历史、美术、化学、材料和建筑专业的复合性人才。从事文物修复工作，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因为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历史。国内的文物修复大师和文物修复工作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博物馆和科研院所，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除了一些老专家、民间非遗传承人外，年轻人寥寥无几，后继乏人。国家文物局也曾做过调查，全国文物系统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而我国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员，全国也不过2000人。也就是说2000位文物修复师需要面对 1000多万件待修复的文物，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稀缺。
中国古人奉行盛衰循环论，一个又一个朝代建立而又破灭，新文明建立在旧文明的废墟之上，新文化开始与旧文化碰撞融合，如此反复，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或许也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断层的文明，其连续性，让世人都赞叹不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是因为如今的中国还不够强大，我们要走向强大。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的血泪史，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美梦，迫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在《走向共和》中，当孙中山出现在康有为的学馆之时，他与康有为的一问一答：“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
“愚在何处？”
“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病根何在？”
“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还有经济之病……总病根——政治之病——华夏五千年的封建专制”
“有何药方？”
“走向共和——思想之药三味：自由、平等、博爱；制度之药三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药引子：共和思想。”“早在古希腊，孟德斯鸠首创三权分立，民主宪法在英格兰首开先河……”
思想与文化很多时候都是一体的，先贤的思想也是伴随文化典籍才流传下来，文化的传承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而学习历史，也是在形成思想，形成思维，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历史是无用的，也是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