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古称零陵，是我国南方开发较早的地区。零陵得名于舜葬九嶷，是上古时期留下的全国34处重要古地名之一。境内秦代有县级建制，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置零陵郡，隋开皇九年(589)废郡设州，因境地有“永山永水”置永州总管府。从此，零陵、永州一地二名。又因潇水、湘江在市内蘋岛汇合，雅称潇湘。2016年4月启动《永州市志》编纂以来，我们依据历代史志记载，结合市内外专家研究成果，对永州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梳理，深感永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且特色突出，可概括为“一城、两址、三人、四特色”。为此，特作如下考述。
古城，亦称永州古城。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她是永州这本历史文化大书的精粹所在。
一曰千年古郡。零陵西汉建郡以后，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到东汉后期，成为全国13个人口过百万的大郡之一。零陵的建城史，从公元前124年(西汉元朔五年)县级泉陵侯国在此筑城算起，至今已有2142年，期间作为郡、州、路、府所在地长达1900年。自东汉零陵郡治从今广西全州迁至该城后，尽管辖地几经调整，但历代王朝在这里建郡置府从未间断。我国的历史古城，主要分古都、古郡(州)、古县三种类型。由于受朝代更替以及军事、经济因素影响，州郡一级行政区域调整及治所变更，往往较为频繁。据考，在今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省区近70万平方公里幅员内，共有汉代古郡8个，分别是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其中建郡置府历史未间断、治所未变更的，只有长沙、零陵两个城市。零陵这座千年郡城，历史上不乏著名建筑，而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雄冠一州”的永州府衙，它建在东山之下，“创自汉唐”，历代虽“屡有兴废”，但其基址跨越千年不变，实为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史实表明，零陵的古郡文化独具特色。
二曰楚南都会。古称“楚粤之交，零陵一大都会也。”据史籍记载，到南宋末年，零陵城墙达到九华里多，计1635丈，城内辟有“南市、北市、腰市”三处集中贸易场所，店铺共76座。查阅清光绪《湖南通志·建置志》可发现，从汉代到明朝初年的1500余年里，零陵均为湖南仅次于长沙(潭州)的第二大城市。由于其“南接交广，北达荆湘”，兼有湘江、潇水舟楫之利，历史上是楚南粤北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南北客商汇集于此，大量的两广货物甚至海外奇珍，经由零陵输入中原内地，反之，内地的丝绸、陶器及先进生产工具等，也由此输入岭南乃至海外。明代户部尚书周希圣所作《平政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使节邮传和商贾往来的盛况。
三曰军事重镇。古代永州的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正如名儒宗稷辰诗云“零陵边郡古重镇，坐制百粤威声覃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驻军图》清晰标明，西汉初期长沙国南境的“深平防御区”，即今永州南部的潇水流域，驻军九支，并建有指挥城堡。此后，晋、唐直至明清，永州一直处于中原王朝重兵把守的状态。明代，永州一府有二“卫”，即永州卫和宁远卫;清代的永州“镇”，管辖衡州“协”、宝庆“协”及临武营、宜章营、桂阳营、武冈营和岭东营，换言之，永州镇总兵要负责相当于今衡阳、郴州、邵阳、永州四个市的武备防务，凸显永州军事防御地位之显赫。
四曰山水佳城。永州是享誉全国的“佳山水郡”。昔人评说：“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州)最善。”(柳宗元《游黄溪记》)。2016年2月，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高足弟子、清华大学博士孙诗萌与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蒂姆.希思合作发表了学术论文——《永州历史山水城市复兴的空间策略》，文章认为古城永州(零陵)属于中国古代中等规模的经典山水城市，其特色在于：第一，城市选址与各个时期的整体布局均完全依托潇水回湾及其东岸丘陵所提供的天然地利与空间限定;第二，街巷格局顺应基地东高西低、潇水西抱之势，形成二纵八横、向潇水放射的形态;第三，城市功能分区依托山水条件而形成占据三山(即东山、万石山、千秋岭)及山麓地带的行政文教区和占据滨水狭长地带的商业居住区;第四，城内外标志性建筑在选址上皆追求山水形胜之地;第五，城内外风景名胜多沿潇水及其支流分布，使潇水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景线”。
永州境内分布着众多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道县福岩洞遗址和玉蟾岩遗址。这两处古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永州灿烂的史前文化。
福岩洞遗址:东亚人类进化的“伊甸园”
福岩洞遗址位于我市道县西北部乐福堂乡塘碑村。该洞属于大型管道型溶洞,发育于上古生界碳酸盐岩系内。2011年9月,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领衔,包括西班牙国家人类演化中心、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湖南地方考古机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发现5枚人牙化石，而后经2012、2013年再发掘，共在福岩洞内发现47枚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测定,其年代在8万至12万年前,呈现典型现代智人特征,是目前可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现代人牙齿。2015年10月，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在线发表这一重大考古研究成果。
福岩洞考古发现证实,在8万至12万年前,福岩洞一带的原始人已经完成向现代智人的进化。考古学家们表示,这种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特征的人类在东亚大陆的出现时间,比欧洲和西亚要早至少3.5万至7.5万年。因此这一考古发现,是国内外学者在现代人起源研究领域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及扩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考古惊世发现表明,永州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现代人的发祥地。它将永州可以追溯的历史,向前推进到8万至12万年之前。
玉蟾岩遗址:世界稻作农业之源
玉蟾岩遗址位于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距福岩洞仅6千米。1988年，全国文物普查发现该遗址。经国务院批准,由中美两国考古界共同发掘,参加考古发掘的专家包括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巴耶瑟夫等4位外籍专家。经1993年、1995年和2004年3次考古发掘,发现世界上最早原始古栽培稻9枚炭化稻谷和可以拼合成型的釜型原始陶器。
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属栽培稻。经测定,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至少有1.2万年至1.4万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这一发现,将中国水稻栽培历史提前了8000年以上。2009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有关玉蟾岩陶片断代的文章,推定玉蟾岩出士的陶片大约距今1.4-2.1万年,这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早几千年。
人工栽培稻和原始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由定居走向农业生产的重大事件。世界农业史表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的时间大约在1万年前。而至迟1.2万年前,“玉蟾岩人”就在全世界率先选育、种植人工栽培稻谷，而且率先烧造陶器。这足以表明,以道县玉蟾岩为中心的湘江上游和潇水流域是水稻的原产地。由于其重要历史价值,玉蟾岩考古发现被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6月,玉蟾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亲笔题词:“天下稻源”。
永州自古人才辈出。后汉的刘优，是零陵第一位朝廷重臣，官至尚书右仆射，史称其“朝纲无所不总，台阁为之肃然”。三国时期，这里走出了蒋琬、刘巴、黄盖、刘敏、周不疑、刘先等一批风云人物。一部记载两汉三国零陵郡人物的《零陵先贤传》，流传甚广。其后，名臣武将代不乏人。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收录元代以前湖南各类杰出人物共657人，其中永州占114人。纵观永州历史全局，有三位辉耀古今的人物，对潇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至深至远。
<一>中华道德文明始祖舜帝
四千多年前，舜帝禅位于大禹后，巡守南方，“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从此舜帝与九疑、零陵便融为一体。
舜帝，姚姓，号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他是上古五帝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也是最早施行道德教化的圣明之君，以致后世常以“尧天舜日”来称颂帝王盛德和太平盛世。
古史相传他是黄帝的第八代子孙，舜往上五代以来，都是卑微的老百姓，生活在今山西南部。舜的父亲凶顽，后母愚昧，弟弟狂傲，他们屡次想杀死舜，舜都躲开了。但舜仍尽心侍候父亲和后母，友爱地对待弟弟。
舜二十岁时凭借孝德而天下闻名。三十岁时，帝尧询问可重用之才，四方诸侯首领都推荐舜。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来观察他治理家庭的情况，派九个儿子和舜相处来观察他待人接物。舜在历山耕种，历山人都相互谦让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的百姓相互谦让位子;在黄河边制陶，当地生产的陶器没有粗制滥造的。他所到之处，一年成了村落，两年成了城邑，三年成了都市。尧试着让他管理百官，负责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种教化，舜都做得很好。于是尧使舜代行天子事，最后禅位于舜。
据典籍文献所载，舜帝毕生有五大功劳：(1)“播时五谷”，任命弃主持农业，教人们播种各种谷物;(2)“浚川，平治土地”，疏通河道，治理水患，开始水利建设;(3)“象以典刑”,设立五种常用的刑罚，以流放来宽大犯了五刑的罪人，开始用刑法管理国家;(4)“惩四凶”，把战败的共工、欢蔸、三苗、鲧分别流放，天下人都臣服于舜;(5)“选贤任能”，共二十二人，让他们分工领导和管理天下大事，推行德政，并制定考察和赏罚制度。最终，开创了上古时代第一个太平盛世。《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就是说中国树立明确的道德观和原则都是从虞帝时代开始的。
舜帝晚年以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博大胸怀，禅帝位于治水有功的大禹，自己踏上南巡之路，安抚苗蛮，体察民情，最后积劳成疾，崩葬九疑。有学者指出，舜帝南巡、藏精九疑是上古时期的重大事件。舜帝及其随行的大臣、部族，是有文字记载最早沿湘江、潇水南行的中原人，可视为一支浩荡的拓荒大军，他们把华夏先进文明首先带到此地，无疑对永州的早期开发作出开拓性贡献。正缘于此，舜帝所创立的道德文化必然成为潇湘文化的源头根脉。
伟哉舜帝，常留明德在潇湘。
<二>唐代大文豪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山西永济，出生于京城长安，系官宦世家。他从小聪敏过人，勤奋博学，经史百家“无不通达”。贞元九年(793)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改革失败后于永贞元年(805)贬为永州司马，谪居永州达十年之久。这十年，是柳宗元人生悲剧性的十年，但也是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创作最辉煌的十年。据本地学者考证，柳宗元传世作品600余篇，其中400多篇写于永州。宋代文学家汪藻《柳先生祠堂记》云：“先生之文载，凡瑰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
柳宗元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份，《天说》《天对》等重要论著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根本否认“元气”之上还有最高的主宰。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而人民通过纳税来雇佣官吏，这在封建社会堪称洪钟巨响;所著《封建论》，是唐代政论文的典范之作。由于柳宗元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他成为毛泽东一生品评最多的历史人物。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寓言创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高度的哲理性，《三戒》《罴说》等篇幅简短，笔锋犀利;传记作品《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等，批判时政，尖锐有力。其诗作风格清峭，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与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齐名。柳宗元对后影响最大、最脍炙人口的是山水游记，他把我国山水游记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永州八记”描绘幽深奇绝的永州山水，文笔明丽峻洁，多所寄托，具有卓越的艺术独创性。
作为一代文宗，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地位。从北宋起，即有“韩柳文章李杜诗”之誉，明中叶以后，与韩愈一同列入“唐宋八大家”。199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将柳宗元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陆游并尊为十大文豪，出版了《中国古代十大文豪全集》。柳宗元贬谪永州，这是永州之幸。地以人传，正所谓“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汪藻语)。因为有了柳宗元，永州遂名闻天下;因为有了柳宗元，永州的历史文化更加厚重而精彩。
柳宗元——一个值得永州人永远传颂的名字!
<三>宋明理学鼻祖周敦颐
理学，又称道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唐末五代以来人文沦替、廉耻丧尽，故理学高揭天理之大公，专注于反躬内省，言理言道，言心言性。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今道县)人。曾任大理寺丞、国子博士，历任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县令，知郴州郴县、洪州南昌，通判虔州、永州，提点广南东路刑狱等职。因晚年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后人遂称为濂溪先生。所著《太极图说》和《通书》，营建出宋代儒家新的理学框架。他继承《易传》《中庸》和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周敦颐的哲学思想，经他的学生程颢、程颐继承发展，到朱熹集大成，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成为历宋元明清700年不动摇的官方哲学，并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周敦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极高，被儒家推崇为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在全国孔庙中配祀孔子。他的散文名作《爱莲说》深受世人喜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千古名言，成为后世官宦士子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古语云：“潇湘有洙泗之风”。周敦颐是道州人，又在永州任通判三年，志载他“与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他的学说对后世永州产生深远影响。周敦颐之后，永州出现了一个理学学者群体。清道光《永州府志》于人物志专设“理学”篇，载录有造诣的理学名士达45人之多，他们“在北宋者闻周程之风，在南宋者衍朱张之绪，在有明则宗阳明者十几七八焉。”
需特别提及的是，永州历来被称为湖湘文化的起源地，笔者认为，究其渊源有二：一是北宋周敦颐是湖湘本土诞生的第一位文化巨人，他被视为湖湘文化的奠基人。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唐以前基本上找不出明显而突出的儒家思想文化系统代表人物，直至周敦颐具有浓郁儒道思想合流的濂学的创立及其后湖湘学派的兴起，湖南才在中国正统主流文化中取得独具影响的一席之地，故有“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王闿运联语)之说。
二是南宋湖湘学派几位大儒与永州有着不解之缘。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兴起于湖南的重要理学学派，由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奠其基，理学大家张栻继其统，而由张栻弟子承其风、衍其流。史载胡安国于绍兴初年以“徽猷阁待制知永州”，以文学饰吏治，号称名太守;张栻则因其父张浚两次贬谪永州，前后随父寓居永州长达十多年，永州实为张栻第二故里，他与本地名士张纡、严昌裔、蒋昺等交游，研治理学，后来永州又有吴伦、蒋复、谢用宾、吕陟4人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从一定意义上说，胡安国和张栻的学说皆发轫于永州。湖湘学派主要创始人胡宏的墓地亦在永州。胡氏一家原藉福建崇安县，因胡安国出仕湖南而徙居衡山，胡安国过世后，其子胡静因“永为先人保障地”(意指胡安国与其侄胡寅曾任永州知州)，将全家迁居永州郡城的春泉巷，遂“占籍”零陵，即落户为零陵县人。胡家自定居永州后名人辈出，被载录《湖南通志·人物志》的永州胡氏后裔，南宋有胡黼，元代有胡汝儒，明代有胡真、胡恺和胡维翰。既然胡氏家族已“占籍”零陵，那么，家人在胡宏去世后将其归葬永州，便是情理中事。大清《一统志》、历代《永州府志》及《零陵县志》均明确记载：“宋右承务郎胡宏墓在永州城东关外寨口山”，下葬日期为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壬子二月。
综上所述，称永州为湖湘文化起源地，实乃名至实归。
永州文化源远流长，内涵极其丰富，形成了魅力独具的四个品类特色。
其一，文人著述多。山水有灵，群贤毕至。历代名家如屈原、司马迁、蔡邕、谢脁、李白、杜甫、刘长卿、元结、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元好问、张养浩、马致远、解缙、李梦阳、王夫之、袁枚等，都留下吟咏永州风物的作品。同时，永州本土文人辈出。如东汉末，零陵少年才俊周不疑，写有《文论四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诗论诗的评论家。两宋时期，湖南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周敦颐、陶岳、路振、周尧卿、陶弼、乐雷发等，为清一色永州人。据道光《永州府志·艺文志》载，永州古代著述共1003种，其中经部213部、史部336部、子部220部、集部234部。另据不完全统计，歌颂舜帝及其二妃的诗文近5000首(篇)，吟咏“潇湘”的诗词达2700多首。
永州古代著述品味之高，为世所公认。据本地学者刘翼平统计，永州古代的诗歌、游记、寓言、政论文章等，有90多篇精品佳作选入全国各类大中小学教材，有的甚至被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教材所选用。改革开放后，我市曾将周敦颐的《爱莲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作为党员干部必读的“经典三篇”，从中领悟做人做官的道理。
其二，存世碑刻多。书法碑刻是永州这本书直观的载体。永州历史上出了两位书法大家。唐代狂草大师怀素，字藏真，俗姓钱,今永州零陵区人。他在吸取前人草书精髓的基础上，泼墨畅志，刻苦磨砺，使草书艺术达到炉火炖青的境地，后世将他与张旭并称为“颠张狂素”，成为中国草书史上并驾齐驱的两座高峰。清代道州人何绍基，书法取法颜真卿与魏碑，熔篆隶于一炉，卓然自成一家。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十大书法家集》，何绍基名列其中。
古碑刻被誉为人文的精灵。湖广湘漓一线，自古为中原至岭南的水路通道，加以水石清秀，流寓的文人墨客多，因此，全国现存古代摩岩石刻以湘南永州与桂北桂林最为密集。永州境内的摩岩石刻现存总量76处、1713通。祁阳浯溪碑林505通，是全国最大的露天碑林。永州石刻以唐宋摩岩石刻最具代表性，在全国亦有独特地位。就书家而言，历代名家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董其昌、何绍基等，均在永州留有石刻，且篆、隶 、楷、行、草诸体皆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特别是颜真卿书丹的浯溪《大唐中兴颂》，传为其平生得意之作，堪称旷世之宝。
其三，文物古迹多。永州是文物大市，品类涵盖了古遗址、古墓葬、古石刻、古石窟寺、古建筑、古文化线路、近现代纪念建筑、民族民俗文物，以及各个时代代表性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等。有省领导曾把永州比作“一座巨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迄今为止，全市已普查登记各类文物点270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2处，馆藏文物17000余件。另有中国传统村落28个。文物专家认为，永州有几类优势文物资源在全国独具影响，除前述重大考古发现和唐宋摩岩石刻，还有明清官式建筑、汉族古村古居，以及馆藏文物珍品，如琉璃猪、青铜樽、宋代金冠等。
其四，地域特色文化丰富多彩。永州地当楚粤之交，曾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百越文化交汇之地，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浓郁而多姿多彩的地域特色文化。如今，全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祁剧、零陵渔鼓、祭舜大典、女书习俗、江华长鼓舞、瑶族盘王大歌、祁阳小调等七个;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东安武术、道州龙舟、双牌七祖活佛故事、江华盘王节、江永勾蓝瑶寨洗泥节、冷水滩黄阳司扎纸故事等十三个。这些非遗作品，是永州地域文化的奇葩，弥足珍贵。
永州的革命文化可圈可点。我市是革命老区，全市现有革命遗址117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其中永州籍党员就有3名，他们是李达、陈为人、李启汉，特别是李达，主持中共“一大”筹备工作，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者。这是永州的荣光。1934年8月、11月，红六军团西征探路，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先后经过永州，历时共一个多月，红军在永州境内的重要战斗达23次，不少红军将士血染潇湘，在永州的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永州厚重历史文化的积淀与形成，有其独特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成因。
一是自然环境因素。上苍似乎对这一方洞天特别眷顾。永州境内喀斯特地貌发育，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适宜，为远古人类活动和原始农业孕育，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条件。尤其溶洞众多，既是古人类理想的栖息地，又为史前文化的保存创造了条件。
二是崇文重教因素。永州历代官员对教育和文化建设极为重视。唐代，永州和道州已创办州学，江华、宁远已有县学，为湖南最早兴办的官学。永道二州其他各县都于宋代建起了官学。宋代，地方官吏还在境内大办私塾、书院，南宋理宗皇帝为道州濂溪书院御赐匾额，濂溪书院从此名闻天下。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官学、书院的兴盛，民间读书求功名的风气甚浓，众多莘莘学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据统计，从唐代到清光绪九年，湖南共考取进士2291人，永州府加蓝山县有487人，占21.2%。其中唐宋两代，全省进士967人，永州和道州384人，约占40%;同期全省状元6人，永州、道州占3人，延唐(今宁远)人李郃既是开湘状元，也是湖广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又据《湖南教育大事记》按县统计，宁远在唐代产生过7名进士，占全省同期进士数的四分之一强;宋代，祁阳以93名进士列全省第一，零陵县73名居第二。
三是贬官、名宦因素。历史上，永州由于 地极南楚、远离京师，曾是朝廷安置贬官之州。唐宋两代，包括杨炎、寇准、丁谓、范纯仁、蔡京、汪伯彦、张浚、汤思退、赵汝愚、陈自强10位宰辅人物在内，一大批官员被贬来永州和道州。就多数贬官而言，既是名臣，又是文化名人，他们居永期间，或潜心名山事业、著书立说，或授徒讲学，培养人才，无论是柳宗元对前来求学者“言道、讲古、穷文辞”，还是蔡元定“道至舂陵，来学者日众”，都折射出贬官在传播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历代地方官员中，不乏勤政爱民、政绩卓著者。翻开光绪《湖南通志》，被收录“名宦志”的永州郡县两级官员达338名之多，可谓历史政坛群星璀璨。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这些名宦与唐宋贬官们共同铸就了潇湘文化的辉煌。
四是区位交通因素。永州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两广地区的重要门户，历来被称为“楚粤通衢”。古代跨越五岭有五条通道。根据北京大学教授李孝聪对五条古道走向的考证，经由永州地区的竟有三条半：①越城岭道，历史上称湘桂走廊，此道由长江入湘江，溯湘江至广西兴安，经秦朝开凿的湘桂运河(灵渠)入漓江，顺流南下，入西江，抵广州;②萌渚岭道，即潇贺古道，此道沿湘江上溯至零陵蘋岛后，与越城岭道分途，再沿潇水上溯，经道州、江永，越过萌渚岭隘口，到达广西的贺州，由此沿贺江顺流而下，至广东西江沿岸的封开县江口镇，便可顺西江至广州;③零陵——桂阳峤道，即东汉大司农郑弘奏事所开，北段与萌渚岭道相同，从永州沿潇水上溯，至道州，与萌渚岭道分途，在萌渚岭与九嶷山之间穿行，东至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再由连江顺流而下，沿北江到达广州。此外，有骑田岭道，自衡阳沿耒水上溯，经耒阳至郴州，在此一可转旱路，经蓝山县南至连州;一可南下坪石，再西南行，经星子也可至连州。对于永州来说，骑田岭道占半条入粤古道。在五岭古通道中，越城岭道和萌渚岭道是两条最古老而又重要的路线，从公元前218年秦伐南越开始，到两宋之际，前后兴旺了一千多年。战时是军输大道，汉、唐、宋历代出兵统一岭南，都是从此二路出击;和平时期，南遣的戍卒、南下的移民及南来北往的客商，更是不绝于途。由于古代永州长时期处于南北交往的枢纽位置，在中原先进文明向岭南传播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桥梁和中继站的作用，因而也率先受惠，经济文化居湖南领先地位，各类人才相继产生。也正因为上述古道历史意义非凡，2013年5月，国务院公布湘桂古道(永州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注意是，中古时期的永州因区位交通而兴盛，元明清以后也因区位交通而衰落。唐开元年间，名相张九龄开辟了从江西翻越大庾岭的梅关新道，这条岭南岭北的交通新干线，因抵广州路程大大缩短而具有无可比拟优势，再经宋代大规模加修，到元代以后逐渐取代经由永州的萌渚岭、越城岭二道，而成为南北主要通道。当然，明清之际，中原往广西、越南以及云贵方面的交通，仍选择由灵渠线路走。由于交通地位的下降，加之明末清初境内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永州由盛而衰，到20世纪粤汉铁路通车，五岭古道变为历史陈迹，永州进一步边缘化，沦为偏僻落后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