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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楚文化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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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楚文化和民族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后完成统一大业,在中国历史上首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但国运不长。公元前207年,由于秦二世的暴虐统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通过“楚汉相争”,刘邦战胜项羽,入咸阳即帝位,建立汉王朝,史称西汉。中经王莽篡位和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刘秀于25年在洛阳重建刘汉王朝,史称东汉。黄巾大起义,最后结束了汉王朝的统治。220年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265年,西晋短期统一。317年,晋王朝偏安江左,进入东晋和南、北朝对峙时期。589年,隋代周灭陈,始重新统一全国。

秦和两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400多年间,政治上,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统一的局面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地方确立和初步完善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体制;经济上,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牛耕的开始推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封建制社会经历了最初的发展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步糅合,朴素唯物论的发展,汉赋和史学的突出成就,儒学独尊地位的初步确立,等等,对中国历史发展均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秦和两汉时代,湖南各民族人民进入祖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三湘大地成为统一的中国不可分割和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同中原地区大体相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封建经济、政治以及与其相应的文化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也都是十分明显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帛画和丝麻织品、竹木漆器等数千种珍贵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湖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帛书中最古的《老子》抄本和《黄帝四经》古佚书,以及一批失传的医药学和春秋战国史学著作的发现,说明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当时不仅已在湖南获得了传播,而且在其传承和发展方面湖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的楚文化和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吸收与融合,在湖南开始形成与中华文化既有统一性和共性,又具地方特色的湖湘区域文化。

与此同时,出现了第一批最早见诸史册的湘籍人物和名士,如出任交州刺史政绩卓著的罗宏,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官至尚书的胡腾、蒋晋等。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作出了贡献。而长沙国太傅贾谊,长沙太守张机,先后出任桂阳太守政绩蜚然的卫飒、茨充等,这批入湘的中原和外地人士,促进和影响了湖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的400年间,国家长期分裂,政局动荡不安,战乱频发,经济残破,而北方和中原地区受害尤甚。但在国家和民族不断动荡、变迁中,周边民族同中原地区民族、北方民族与南方诸族,相互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日益发展壮大,在艰难条件下,通过各族人民的抗争和努力,经济仍获得了新的发展,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

与此相适应,中国早期封建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它的最盛阶段。在这一时期,湖南先属孙吴,西晋短暂统一后,则依次归于东晋和宋、齐、梁、陈四王朝。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北方人口的南迁,湖南地处江南,相对而言受战祸兵燹又较少,社会比较安定,因此,湖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同时,湖南各族人民更加加强了同中央王朝的关系,更多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历史上第一批湖湘人才群崭露头角,诸如蒋琬、黄盖、刘先、刘巴、桓阶等,堪称一代英才。他们驰骋历史舞台,为中国和湖南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阴铿,是这一时期湖南文学方面的突出代表,其诗作直接对李白、杜甫产生了影响。此外,刘巴、蒋琬、桓阶、车胤等也留下了湖南古代第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东晋罗含的《更生论》,则是湖南最早的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观点的哲学著述。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邓粲的《晋纪》《元明纪》,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多次引用的晋代张方所撰的《零陵先贤传》,《太平御览》收有部分内容的黄闵《武陵记》等,代表了湖南史地学的初步形成和发展。自西晋初年佛教、道教由北方传入湖南,并获得迅速发展,南岳衡山和长沙岳麓山开始成为重要的佛、道圣地,深刻影响了湖湘古代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