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能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一个城市吗？要求它从建城到现在地名不变，城址不变，文化一脉，子弟和睦。要求它从商周时期到现在都从未衰落过，一遍遍的只是新生。要求它背后承载的是一个地形区的偌大文化寄托。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长沙。

长沙建城三千年，城址从未变化，城名从未被替代。试想一下，三千年来，以五十年为一代人，整整有六七十代人，可能有的家族至今都生活在长沙城内，从现在往上推，长沙城承载了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生老病死。人迹不息，来了一茬又走一茬，古城见证了一切。

长沙不仅仅是城市，它承载的意义远大。它投射出了整个"湖湘文化"的缩影，沾染了湘西文化的特色，也成为湖北文化和湖南文化两个整体的柔和剂。

长沙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同地形区内较优越的。它所属的地形区是一望无际，一马平川的洞庭湖平原，洞庭湖在上世纪中叶以前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在大约公元元年时则是中国第一大湖（面积估测可达半个海南岛面积）。长沙"喝"着湘江清流，"躺"在云梦大地，以一种王者风范睥睨着长江的莽莽姿色。

一、商周到两汉，岭南小轴心地位的形成

我们来分析一下长沙城的"地位"。提到地位，它当然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或者信仰地位等等很多分支。

长沙的政治地位从古至今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只做过若干割据政权的通知中心，仅在战国的楚国时期有过一定的政治城市地位。

长沙地位更多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商周时期，长沙是"百越"的重要城市，当时的居民更多的是有别于周朝人的"南蛮人"，百越的经济自然比不上周朝中心洛阳，或者临淄和大梁。所以商周时期的长沙是一个无名小卒，放眼当时中国的城市，洛阳是经济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临淄是东方商业之都，北京和咸阳则是军事和政治兼备的多功能都城，这时一比，长沙未免显得太逊色。不过，风水轮流转，长沙城即将崛起。

匆匆忙忙之间，秦朝二世而亡，西楚霸王十几年之间从枭雄变成了历史名词。

长沙大概是这个时候崛起的。这时不得不扯出来汉初诸战争了，汉朝初期，刘邦平定了西楚势力之后并不能立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项羽给他留下了"一屁股债"，他做霸王那几年仗着自己的地位，大封原来的诸侯国子弟后人重新做分封君主，于是几年之间，齐，宋，赵，韩等等历史名词又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帘。刘邦召集他的那一套诸侯王打压消灭了项羽的残余势力，但征服过程过于暴力，这一段时期和楚汉争霸、秦末动乱、秦统一战争合起来的几乎一个世纪里大半时间在打仗，中原地区的经济已经疲敝不堪了。

由是，长沙城崛起。它本来就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决定了它可以接纳更多的人口，战乱年代在战争区域内的人多会迁居南方，更多的人便会选择长沙。人口增多将会直接带来城市经济的飞速增长，当然"飞速"在汉朝是有点困难的，但长沙此时期渐渐从一个"矮胖子"变成了"高胖子"，即它的基础力量越来越雄厚，知名度和文化底蕴越来越突出。

到了三国时期，长沙先属蜀汉，后属东吴，成为了岭南经济交流的重要节点。

二、东晋和南朝的特殊滋养，造就了以后省级中心的不变事实

长沙在东晋时期以后的发展得益于时局，可谓之"如虎添翼"，早在魏朝期间（三国），曹魏和东吴几乎不谋而合地出现了氏族政治体制，其对应的经济形态是氏族地主控制较多的耕地。这样一种经济形式加速了国家松散，造成了吴晋宋齐梁陈六朝的短命而亡。弱化了首都丹阳（或建康、建业、石头城）的经济地位，甚至形不成经济中心，当时的武昌和九江（古称柴桑）经济发展不一定比首都要差。

这导致了地方经济分散，地方地位独大，进一步壮大了长沙城的地位，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假象：武昌做过东吴首都和东晋第二统治中心，柴桑做过东吴首脑居住地，它们的经济雄厚，政治地位不容小觑，已经脱离了省级区域中心，而走向了发展成国家中心的道路。事实证明九江没有成功，然而武汉（武昌）却异常的成功。假象是长沙从来没有触碰过国家中心城市，但它和武汉可以平起平坐，它在两湖地区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固然高于南昌和合肥，南昌最多是个文化大市，而长沙的意义却看破说不太清。这个问题其实就扯到了下面的湖湘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