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文学（民俗学）博士。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民俗学史。主要论著：《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等。
记者：明、清至近代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探索历经曲折。请问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有何特点？
赵世瑜：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表的演讲中已经讲明，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在中外文化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对于外国文化，我们要在尊重并发展好、培育好中华民族文化，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先生还曾就我国民族问题提出过“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大意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结合统一、相互依存而成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已具有最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世界文化源流众多，“多元一体”理论或许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的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一定的借鉴。
记者：网上近年有很多声音认为，“当今注重物质文明多于精神文明”“很多人不读书了”，大家一直在为此惋惜和反思。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赵世瑜：网络上的一些声音，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另一方面也要理性分析，不能泛泛而论。
比如可能有人说“今天注重物质文明多于精神文明”，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但是需要我们正确地分析看待。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时候，社会上流行过“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但现在大家很少再提到，我们更注重精神品质了。当时的人们普遍都在努力脱贫，解决温饱问题，这固然导致了拜金主义等一些不好的现象，但是先人讲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确实需要优先解决好生存问题。
再一个，看似很多人“不读书了”的背后，或许首先有承载书籍的媒介发生转化的原因。当今的新兴媒体发展迅速，过去读纸质书，现在我们在电子产品上也可以读书了。并且，新媒体提供的阅读内容相比传统媒体更丰富、多元、快捷。再者，我们可以关注图书出版的种类、数量和规模方面的今昔对比。其一，我们的图书出版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依然维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其二，图书出版的新形式、新技术、新概念在不断地出现，出版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比如已经出版了很多有声书，我们不仅可以“读书”，也可以“听书”。另外，很多媒体都有了读书相关的频道和栏目，也有很多签售、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这些形式在过去是没有的，现在的读者和作者零距离接触比过去多了。这些都扩大了社会上的读书面。当今的读书人口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大幅增加了。建国70年来，我国识字率有了巨大的提升。
对于前面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要静态地看，看到现状，看到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要发展地看，70年里，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成就，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中国速度”在世界上有目共睹，被很多人称作“奇迹”。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必过于忧心忡忡，但反思是必要的。
记者：城市结构、社会结构可以影响城市文化的面貌，如今的北京是一个面积广大、人口繁多的城市。与历史上相比，请问北京社会文化发展面临的最新变化或挑战是什么？当今北京市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赵世瑜：如今，包括北京在内的我国众多城市的总体规模都在不断增大。地盘扩大、人口增多、经济规模增长，给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者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事实上，北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经历了从小到大的不断发展。从先秦时期到唐代，北京只是一个长城脚下的边陲小城，与当今无法相比。从辽到金、元，北方民族把北京作为了都城，元朝正式将北京定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国都。明、清都基本沿袭了在此建都。所以北京由小变大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
不像江南地区首先是经济发展，然后其它功能逐渐加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逐渐带来了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功能日益丰富，但首先还是从政治、军事功能开始。如今北京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经历的变化，基本可以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延续，而不是突变。
所以，古今的北京有很多共性。在历史上，北京地区本就是多民族荟萃之地，建都也是始于北方民族。发展至今，北京作为我国国都，一方面有中华多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有了很多异国多元文化。不同的文化历来在此荟萃，所以我们认为北京的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因为文化多元，所以兼容并蓄。北京既有多元的文化，又有作为中央王朝都城的历史，因此北京有独特的、体现中华文化根本特质的一面。作为国都，北京要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文化中凸显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文化标志。什么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北京就有集中的、代表性的体现。所以，北京的文化既有多元，又有统一。我们刚才提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概念，北京在文化建设上可谓集中地体现这样一个概念。北京的文化建设工作既不能只注重“多元”，又不能只注重“一体”，须知“一体”是从“多元”中凝聚的，“一体”同时能够体现“多元”。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集中代表的角色。
其实规模大、人口多这样的问题对北京这样的国都城市并不特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也都有。在文化上而言，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城市不断辐射扩展、不断吸纳外来之物，但始终能够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北京有很多传统的地景上的标识，用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可以反映“一体”，反映我们中华文化统一性的核心特质，现在还有了许多外来文化，可以体现北京文化的“多元”。
但是，对于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北京本土的新文化层面，我认为还需再多动动脑筋。比如，“北京中轴线”是先人以“中轴”这个核心安排“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礼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至今在“中轴”沿线建起的建筑，还是基本遵从传统左右对称的格局；而改革开放后建起的一些新建筑，例如国家大剧院、中华世纪坛等等，却又似乎和传统格局缺乏了一些联系。这样的平衡很微妙，也很难把握。如何在保护祖先遗产、尊重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新文化，我们应该再多加思考和规划。如今，北京市级行政中心东迁到城市副中心，部分非首都功能也正在向周边疏解，在疏解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重考虑，如何更合理地利用疏解出来的资源和空间？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方向如何体现？
记者：能否请您结合“老北京的文化正在随着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被冲淡甚至消亡”这样一种现象，更具体地谈一谈？
赵世瑜：其实，人们对“老北京”这个概念一直存在误解——什么是“老北京”？多“老”是“老北京”？ 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老北京是指民国的一个特定时期。“老北京”的概念一定要作动态理解，它在不断地变化。可能再过一百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期就叫“老北京”了。
近些年，我们在努力保护东四、西四沿线的胡同，但“老北京”的“胡同文化”已经无法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了。这些胡同多数已经过改造，并且部分居民也已经不是原住民。四合院的新主人们不大可能形成过去的胡同邻里关系和“胡同文化”，但他们同时也把一些多元的、新颖的文化内涵带进了胡同里，带进了四合院里。我们需要慢慢接受这样的变迁，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在“老北京文化”还有存留的时候尽可能地挽救历史记忆遗产、精神文化遗产，由此把握“老北京文化”的核心要素，使其成为北京当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围绕这些核心要素构建出新的首都文化。
文化的形式是一定会发展变化的，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亟待对“老北京文化”做更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和探讨，真正把握住其中的核心精髓要素。抓得出来，我们才能够对建设新的文化有方向性规划。
研究和抓住“老北京文化”的精髓，难就难在我们对于北京的城市文化研究实际上非常不够。一方面，北京城市文化研究者的科研水平有差距。在论证“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本土的研究者对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甚至不如国外学者。我们的一些研究人员追求功利，忙于完成临时性下达的项目任务，书出了不少，但学术价值并不太高。另一方面，我们对北京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不足，能够比之于侯仁之先生编撰《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扎实的基础研究凤毛麟角，导致北京史研究的基础欠缺。
只有这些东西搞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认真地思考北京文化的发展和建设。
记者：北京拥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北京建设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请问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发挥出其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
赵世瑜：事实上，北京有很多可以对外展示北京文化精髓的窗口，比如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有常设的老北京民俗展览，但是对大家的吸引力不是太高，原因还是在于研究基础不好。策划北京民俗展览，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没有研究就只能拿过去大家一说起“老北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的东西布展，看一遍无法引导人们往更深处去思考“老北京”背后的东西。所以问题就在于，既有适当的形式，又有很好的空间场地，但是我们怎么能把它利用好，需要我们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去找准。
发掘好北京历史文化的背后，还有一个感情的问题。如果相关的研究者像研究巴黎、伦敦、纽约一样冷冰冰地、完全“客观地”去研究北京，这肯定不行。再者，往往外地来北京的人，工作生活了多年以后，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却非常少，对自己住的这条街在历史上是什么情况，有什么人、什么事，都不知道也不关心，居民们对这里少了一些感情，这可能需要做一些宣传引导工作。
怎么将北京的文化推广出去，我们可以做的事其实有很多。我看到这些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最近我在看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建国70周年主题系列片，拍得很不错。
在道路改造过程中，经常可能挖到一些地下埋藏的文物，但是那些文物也不知道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谁都见不到，也难以让大家了解这片区域的古风古貌。所以，得让北京的历史文化随时随地可见。这样至少有一些外在的、直观可见的历史文化的呈现。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而且特别需要挽救性工作。我们的思想还应该更解放，就比如刚才提到的一些重要资料不拿出来至少向学术研究开放的问题。很多因素都制约了北京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