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为止，认为《吾炙集》曾收王渔洋之诗者，除王氏自己外，近代徐兆玮、今人朱则杰等。其所据文献仍为前面我们引述的王氏自道之语。而王氏听方文讲有入选之事，并未亲眼见到钱谦益有采录王诗之作入诗的史实。那么，方文所言是否属实呢？我们认为不当为妄言。一方面，方文与钱谦益不但有交游，而且当知《吾炙集》所选内容。据钱谦益的《送方尔止序》所云：“点定《嵞山诗》一卷贮《吾炙集》中。尔止视而笑曰‘针师之门故不妨有卖针儿也。’余益自信为不诬矣。”可见，现存的《吾炙集》中虽然没有方文的诗作，方氏之作的确是入选的。另一方面，又据方氏《石塔寺怀僧介立》诗小注云“牧斋先生《吾炙集》选介立《江行草》数十首，极推之”知，方氏不只见过王士祯诗曾入选，僧介立诗作也有入选。这就说明，方氏所言不当为假。
既然如此，现传的《吾炙集》中为何无王渔洋诗呢？对此问题，近代常熟人徐兆玮于《虞山丛刻》（光绪丁未1907年）本《吾炙集》跋语中指出：“集中无渔洋、梅仙、鄮山、庭表诗，毋乃与虞山选诗之旨不合，始取之而终舍之欤？”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始取而终舍之”说法还有不妥之处。由前文知，方文、僧介立也存在被采入《吾炙集》证据。另外，据钱氏《陆敕先诗集序》所提及的《吾炙集》问题以及“将不能致师于敕先，而又以贩针罪我乎”诸语来论，《吾炙集》中当还收有陆敕先（贻典）之诗。这样，经钱氏所选诗人当不止21家，若含王渔洋在内，迄今可知者凡28家。现存《吾炙集》中不见周容（茂三）、方文、僧介立、陆贻典、钱嘏等人诗作，若仅从初选后删来解释说不通。又现存的《吾炙集》失收者除王渔洋外，其他六家钱谦益均明言采入，唯不曾明言采王渔洋诗作入《吾炙集》。于此我们且不管因何缘由方文、周容、僧介立、钱嘏、黄与坚等诗作后来未见《吾炙集》，对此集未见王渔洋诗作问题有必要重新予以判断。通过考察钱谦益与王渔洋的人生经历、诗学观以及政治态度等情况，我们认为，王渔洋诗作被采入《吾炙集》的可能性虽然有，但根本未收或被舍弃的可能性极大；并且现存版本并不是钱氏最终定本，而是初选本，故不能出现王氏之诗。其缘由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王渔洋的身份、诗学宗尚等不合《吾炙集》所选的作家与作品实情、选诗体例与标准。一方面，此集所收以明遗民为多，并且为流落江湖的诗人或未有功名者。其目的也有怀念故朝之意，除钱曾、龚鼎孳等人外，皆明亡后不仕。而王渔洋则为新朝进士，若入选自然不宜。另一方面，此集所收诗作不少是杜甫“诗史式”之作，而“渔洋不喜杜诗”，已成为三百年来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此点可参见孙之梅相关著作）。如王氏28岁（1661年）拜见钱氏时，钱氏就劝其“勿以独角麟，媲彼万牛毛”；为王氏诗集所作序中也指出其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当以杜甫为“金丹大药”，“洮汰其症结、祓除其嘈囋”（《王贻上诗序》，《牧斋有学集》卷十七）。这样，被采入的可能性就不大。
其二，王氏的诗风不合钱氏《吾炙集》的选诗体例与标准。钱氏《吾炙集》虽仿《箧中集》之例，然由其《丙申春就医秦淮》（《牧斋有学集》卷六）诗“河岳英灵运未徂，千金一字见吾徒。莫将搏黍人间饭，博换君家照夜珠”诗后小注云“澹心方有采诗之役”知，钱氏也当有效《河岳英灵集》之意。钱氏《族孙遵王诗序》也有“能诗之士所谓节缩者，川岳之英灵”之语。《箧中集》的作者多“无禄位”“久贫贱”，编者元结反对流行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箧中集序》）的诗风；《河岳英灵集》则倡“远调”“恶华好朴，去伪从真”，反对“无兴象”“贵轻艳”之作。钱氏于《题交芦言怨集》中明言，所采者“多偃蹇幽仄、么弦孤兴之作”，而“通人大匠之诗，铺张鸿丽，捃拾渊博。人自以为工，而非吾之所谓自然而然者也”。钱氏既然仿效此二集，则当时王渔洋的进士身份与崇尚“淡远含蓄”、故为“神韵”显然不为钱氏所许。王氏初学的诗风与钱氏要求的不同，更与现存《吾炙集》中他人诗风有异。这也是钱氏有可能并未收王诗的理由。
其三，钱氏《吾炙集》选取方式、目的与王氏所想不同。一方面。钱氏“吾炙”一词，已明言为自己亲炙，自为“针师”。“炙”的表现为点定或评阅，对象为所见的门人、友人的诗作。如对钱曾、许友等人诗作，均曾有评阅。而于王氏则仅有赠诗与写序，且序中也并未有揄扬、“吾炙”之意。自然有不被采入的可能。另一方面，钱氏已明言此选无“雌黄”之意，入选其中者并非荣耀。钱氏《吾炙集·序》已言：“正欲摘取时人清词丽句，随笔钞略，取次讽咏，以自娱乐。”（见《吾炙集》钱曾诗后所附钱谦益跋），此言实为隐藏真实的“遗民心态”。王氏误以为有高下之别，对此看重，遂将方文所言当成事实。
目前来看，现存《吾炙集》当为钱谦益的初选本，不是1662年钱氏重订之本（据金鹤望《钱牧斋先生年谱》），故即使选有王渔洋诗，也不可能见到。由1656年钱曾所作《秋夜宿破山寺绝句十二首》钱益谦题辞以此诗为“压卷之作”判，此年秋钱氏已基本选定《吾炙集》（若无其他选好的诗作，何来压卷之说）。由钱氏《题交芦言怨集》所言“余年来采诗撰《吾炙集》，盖兴起于尊王之诗，所至采掇不能盈帙。……余自此事翻内典，不复论诗。此集遂辍简矣”知，钱氏编撰《吾炙集》曾停止过。而由钱曾笺注《牧斋有学集》卷八《金陵杂题绝句》第十五首“吾炙新编不汝欺”后钱曾注已引过《吾炙集·序》，这说明此时《吾炙集》已完成初选，钱才有作序之行为。由“年来”一语判，其“辍简”与初成的时间当为1656年秋以后不长时间的1658年（据今人方良《钱谦益年谱》知钱氏《题交芦言怨集》作于1658年秋）。而现在所见钱谦益要采方文、僧介立、钱嘏等人诗作之语均在《题交芦言怨集》之后，则正说明金鹤望《钱牧斋先生年谱》认为钱氏1662年重订《吾炙集》可信。现在又由张继良跋语中知，所整理重刻的《吾炙集》，他比照王应奎（柳南）钞藏的钱曾钞本（此可由其中仍旧保存的钱谦益跋钱曾诗作之语知）与李竟宇藏“叶石君照牧翁原钞临勘阅本”。此版本最接近钱谦益原选。又据现代学者留玉《读“吾炙集”小记》（《古今》1944年第51期）知，还有周季贶藏钞本，赵藩光绪辛卯（1891年）钞后，交由唐百川怡兰堂于光绪壬寅（1902年）刻印。是本亦收诗245首，恰与后来光绪丁未（1907年）《虞山丛书》本补刻上许友107首诗后的数量相同。说明当时已存在两个不同的钞本，周氏所藏为全本，“虞山本”为完璧本。由此可断，当前流传的《吾炙集》不仅为钱曾钞本，还当是1658年“辍简”时之本，而非钱氏重订本。且钱氏重订本，很可能未成形，因为两年后1664年钱氏即病逝（此据1663年所作《送方尔点序》“今年癸卯〔1663年〕自金陵过访……余衰残荒耄，病卧一榻”之语可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重新采选添加的《吾炙集》正好毁于绛云楼之火。因此才不见方文、周容诸人诗作，自然更不会见到王渔洋之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