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足协3月7日所发函件的要求，天津天海俱乐部应于3月12日下午5点前提交四方面内容资料，以满足其参加2020赛季职业联赛的资格要求。此时间节点距3月5日天海俱乐部官宣“拟以零元转让全部股权”仅有一周时间。对于天海俱乐部能否在“大限”到来前转危为安落实股权转让，各界说法不一。
在各方各类大、小利益诉求交织的作用下，困局难解。一旦天海最终“土崩瓦解”，那么或许没有哪一方是真正赢家。
天海巨额债务是转让最大障碍
从3月5日发布关于“零价格转让全部股权”的举动来看，天海俱乐部或者其投资方在俱乐部运营方面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天海俱乐部留守成员拒绝放弃“求生”的情况下，股权转让或许是时下最迅捷的缓解危机办法。但俱乐部顶着巨大债务，各种债权债务及纠纷信息有待仔细核查，俱乐部资产有待深入评估，股权转让的具体程序几乎不可能在3月12日的最后时限前落实。
在此之前，中国足协按规定已经将2019赛季中超各俱乐部比赛费（也就是俗称的分红）半数费用打给各俱乐部，涉及天海俱乐部的分红费用大致在6000多万元，但即便中超公司近期通过履行股东会议程序将余下半数分红款给付，天海恐怕也面临“资不抵债”的现实问题。这样看来，完善联赛环境就成为中国足协有关严把职业俱乐部准入关的最大利益诉求，也难怪有关人士所言，“天津市作为亚洲杯、世俱杯赛事的承办城市，中国足协也希望天津的职业足球积极发展，不存在和天海俱乐部过不去的因素”。
天海从“被托管”变成了彻底脱管
事实上，危机信号早在一年前就已显现。在俱乐部原投资人因涉嫌犯罪身陷囹圄后，原权健俱乐部能否正常运转，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上赛季初，随着俱乐部更名“天海”，并先后批量转入、转出球员，外界对于天海俱乐部“被托管”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定。虽然天海俱乐部去年2月曾公开发出一份辟谣声明，但对于“天海队实际系国家二队”的说法，外界普遍都是认可的，特别是当老帅沈祥福由“国家集训队”回归天海帅位之后，类似声音更加明显。
去年5月28日，沈祥福因天海队战绩不佳不再担任球队主帅，韩国籍教头朴忠均火线二度接手，但也于去年10月8日火线下课。在天海创立、发展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前国脚李玮锋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重新接手俱乐部管理权的同时，也作为实际意义的主教练帮助球队保级。而在这来来回回的过程中，天海俱乐部已然从“被托管”转向彻底脱管。
李玮锋回归很大程度上是情义所致。尽管天海俱乐部2020赛季运营资金出现了巨大缺口，但过去一个赛季里，天海俱乐部并不存在亏欠球员薪酬的问题，这也是天海俱乐部一直坚称“我们没有在薪酬发放上违反准入规定”的一个重要依据。从1月6日球队吹响新赛季集结号，到1月29日全队春节收假奔赴昆明拉练，再到3月4日在天津重新集结，最后到3月11日发出联名信，天海始终摆出的是“不放弃征战中超”姿态。
潜在新买家并不令球员放心
在3月9日白天，也就是天海将帅发出公开信前几个小时，俱乐部就目前自身状况及股权转让的进展事宜召集全员开会。虽然队员们公开信里否认“反对新买家收购俱乐部股权”，但对于潜在买家受让股权的目的、是否对俱乐部实实在在投入，能否维护俱乐部人员合法劳动权益，无论教练员还是球员都需要得到一份明确的答案，在此过程中产生疑问甚至不解，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俱乐部解散，那么那些有实力并已经被潜在买家盯住的球员就可能以零身价转会，而合同期较长的球员从逻辑上更希望有具备经济实力的买家收购俱乐部股权，从而履行合同规定的薪酬内容。有敏感的网友通过天海队公开信的图片信息发现有部分球员教练并没有在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留守球队的用意又是怎样的，的确耐人寻味。
目前有消息称，已经有3家左右的企业有意接手天海俱乐部，包括万通、某经营女性服装用品的企业以及一家账上资金达40亿元的企业。其中万通在浸淫足坛多年的合力万盛协助下，据说相对更接近合作成功。有媒体称，“截至2020年3月，万通集团的总资产高达73.85亿元人民币。 虽然万通地产这样的总资产要想帮助新的天津俱乐部未来‘大肆烧钱’不太现实，但帮助球队渡过目前的难关，并且今后维持日常开销，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足协从严治理实属无奈
截至3月11日上午，关于天海股权转让一事还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无论哪家企业接手，他们在确认合作前，都不可能因“零价格转让全部股权”这个概念而盲从出手。毕竟天海俱乐部的资产评估，包括球员及其他成员的价值评估需要仔细落实。从经营维度来说，没有哪家企业会不假思索不带有利益诉求地抛出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仅仅为了帮助足球俱乐部添补“经济窟窿”。
3月11日，有传闻称，天海俱乐部正通过有关方面来争取中国足协在征集准入资料程序上给予俱乐部一定的缓冲时间。可以说，中国足协虽然在天海问题上表现出某种坚决从严、按规矩办事的态度，但不得不说的是，一旦天海受客观因素制约无法缓解燃眉之急，那么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问题同样需要各方付出巨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