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4年前球迷在仁川国际机场掷向他们的臭鸡蛋，这一回韩国男足从世界杯赛场飞回首都首尔后，等待他们的欢迎规格无疑“香”了很多。
规格有多高？韩国总统尹锡悦亲自携夫人在青瓦台接见闯进16强的韩国队将士们，非但当众大秀球技，还在致辞时激动到哽咽。他说：“各位用年轻的朝气和热情，为内外情况困难的国家和国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希望。”
这是韩国男足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又一次实现小组出线的突破，当1/8决赛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强大的巴西队时，任最苛刻的韩国球迷也不会对欧巴们恶语相向。唯一让人觉得没受到足够褒奖的也许是主教练保罗·本托——这位在俄罗斯世界杯后接手韩国队的葡萄牙主教练，在昨天被韩国足协官宣离任，还是多少有些背锅侠的味道。
虽然难逃下课命运，但保罗·本托给韩国队带来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
上届世界杯小组出局后回国，韩国队道歉时曾被球迷仍了臭鸡蛋。
韩国队总体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本届世界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词——“亚洲之光”的一个侧影。不讨论地缘上属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队，除了韩国队外，日本队在小组赛中连克德国、西班牙两支欧洲强队，却最终第四次没能迈过1/8决赛这道关；沙特阿拉伯队和伊朗队虽然没能从小组突围，但愣是将阿根廷、威尔士等欧美大佬拉下马，仿佛急切证明着亚洲并非足球意义上的“第三世界”。
虽然未能出线，但战胜阿根廷这场能让沙特人骄傲很久了。
该思考的，轮到我们了。眼瞧着地缘上与我们咫尺之遥的两个亚洲邻居，在国际赛场上都不必拿“虽败犹荣”宽慰自己，站起来掸掸灰尘迈上更远的征程时，我们却在唯一一次冲出亚洲20年后，对于国足状况常年低位徘徊的现实早已逆来顺受。甚至看着日、韩两队在此前许多时候遭受着不亚于国足在国内遭受的批评甚至羞辱，细细推敲这背后共通的价值传统和社会现实，你恐怕更能理解我们的亚洲邻居为何“身在福中不知福”。
也正是有了这种（我们不评价其正当或合适与否）的鞭策，最熟悉的邻居甩开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结果至上”的实用主义，未必可耻但确实有用
日本队这次小组出线的含金量十足，而4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虽然同样跻身16强，但其间的过程颇让人不齿。最后一场与波兰队的小组赛上，日本队在0-1落后但保住这一比分即可出线的时候，用长达10分钟的“消极倒脚”把命运攥在了自己手中。
其实日本网友对于球队最后的选择，也有颇多神吐槽。有人甚至用2016年TBS电视台热映的一部爱情喜剧的名字——《逃避虽可耻但很有用》（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来祝贺球队的出线。即便认定此行为可耻，但那羞耻感恐怕也会很快被出线的喜悦掩盖。时任日本队主帅西野朗也说：“这不是球队的本意，我觉得这不是刻意保持让我们自己落后的局面，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
逃避可耻，但有用，就像日本队最后10分钟的倒脚一样。
“结果至上”的实用主义，在这场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跳出足球领域，从日本人最近几十年的自然和社会处境来看，就更容易理解了。看似无聊至极的10分钟倒脚，在日本队眼中更像是一场关乎存亡的“大逃杀”——比起精彩好看，生存欲占了绝对上风。
逾1亿人口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孤岛，多数成长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失落的20年”，又压抑在出生率低、自杀率高的“无欲望社会”。虽然多金的日本队国脚们不至于担心生存问题，但彼时营造出的社会气候即是，仅是维生已经够艰难了。生存大于美感，这大抵是多难民族对于优先级的认定。
日本男足此次输给了同样实用而高效的克罗地亚队。
跳出这一场球，从整个日本足球的学习成长过程来看，亦是在实践这种简单直接的价值取向。在日本历史上，有过三次以外国为师的鲜明转向。古代以中国为师，尤其是以唐为师使得日本文化中数世纪以来都侵淫着汉唐之风；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转而脱亚入欧，以西方为师，特别是以德国为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以资本主义第一强国美国为师。
三次尝试、两次转向确实都取得了成功，而且在此过程中依然保持了鲜明特色。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用已故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话说：“民族意识只要它是自觉的，早晚它就要凝聚成政治上的一体意识。”
在足球的取经之路上，其实也有这样的转向。日本男足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并非亚洲的顶级强队，而1992年的亚洲杯冠军标志着他们腾飞的起点。但你恐怕想不到，再往前倒溯5年，1987年的一天，中国足协曾收到了日本足协的一份传真邀请函，希望中方可以公派一些球员到日本踢球，帮助日本提高足球水平。
沈祥福（左）曾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球员旅日的先行者。
以1988年的沈祥福和1992年的贾秀全为代表，期间多名球员赴日交流，沈祥福在退役后还以教练身份继续推动日本足球的发展。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日男足的走向发现明显的分化后，日本在青训方案、联赛机制、人才输送和国家队建构等层面一股脑地倒向西欧和南美，以自己可能企及的更高水平为师，是高于一切选择标准。
日本队参加世界杯的历史其实并不长（1998年首次入围决赛圈），而从那时起一直到2011年亚洲杯夺冠，可算是日本足球的中兴期——3届亚洲杯冠军，4次参加世界杯2次跻身16强，旅外球员人数也成倍增加。但是最近七、八年日本队的战绩有些平庸，2015年亚洲杯被挡在四强门外，2014年喊着夺冠的口号奔赴巴西，却1平2负小组垫底，更是成了笑柄。这其间其实有个标志性事件，2009年J联赛废除海外球员转会的限制，年轻一代的球员开始选择走向欧洲和南美——这个同样是“结果至上”的选择，令日本足球在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上吃到了红利。
被誉为“日本梅西”的久保健英是日本和西班牙共同培养的优秀苗子。
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26名日本球员中，有19名现效力于欧洲足球俱乐部，其中8位都在德甲踢球。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久保建英，10岁时就远赴西班牙在巴塞罗那的青训队踢球。这回日本队战胜西班牙队之后，久保建英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讲述着日本足球的成功。
“温文尔雅”和“吃相难看”之间，是焦虑和矛盾在作祟
不论你对于日韩两国的个人观感如何，但凡和普通日本、韩国民众私底下打过交道，很难不感叹他们真是“太”讲礼貌了。一个很鲜明的表现是，略显局促的道歉似乎永远不离口，哪怕他（她）们并非真的做错了什么。“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呢”“做得不好请您多包涵”，诸如此类的。
这里来着重说说韩国足球。先打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居住在一个偏僻逼仄的小宅里，假想着周遭的邻居都对自家有不轨之心，那当家的只能做一件事——尽可能地泼辣。所谓泼辣，包括肢体冲突、言语逞威、撒泼打滚、蛮不讲理……总之也是种生存哲学。
用来形容韩国这一国家、这一民族，以及他们引以为傲的男足，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但这5000多万人口自小寓于其中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大抵如是。在朝鲜半岛局势虽有缓和但仍不明朗的局面下，韩国在举目可望中、日、朝、俄四股力量的地理位置上，难免有些焦虑感。
从国民性的形成过程而言，二战之前，大抵与受儒家文明影响的东亚其他民族一样，保留有勤劳、恭敬、温顺、谦和等诸多优点，直至今日仍是民族宝贵财富。其后的国家发展道路，伴随国民性格的演变一道，和诸多二战后崛起的新兴力量皆有相似之处。上世纪60年代借助强大外援和国民努力，实现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一跃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像1953年出生的车范根，和以他为代表的韩国老一辈球员，正是出生成长于那个从一穷二白而始，全民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正是这一代人铸造了“亚洲德国队”的铁军性格，并在1986年第一次将韩国队带进了世界杯决赛阶段。
车范根是韩国足球上世纪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也是亚洲球员旅欧的先驱。
像我们更加熟悉的如洪明甫、黄善洪、李云在、柳相铁、河锡舟、崔龙洙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韩国队参加上世纪90年代几届世界杯的主力人选，多是成长于经济开始腾飞、生活基本富足的时代。随着1988年本土首次举办奥运会，韩国1991年正式进入联合国等标志性事件，国家地位和民族认同感进一步上升，也让竞技体育成绩作为彰显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愈发紧要地提上了日程。
然而这一切，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就有些跑偏。和他们充满奋斗精神的先辈们不同，上世纪80年代出生成长的新一代，接受更多的是那一套为了激发爱国主义情怀而杜撰出的文化体系——强调其文化的正统与主流，甚至将世界范围内诸多文化遗产归功于韩国之首创，此处不赘。
于是我一开始提到的“泼辣”，逐渐取代了老一辈选手所锻造的顽强。此处的泼辣当然不是个褒义词，更多是一种“为了民族和文化正统也要为所欲为”的混不吝思维。我们在诸多比赛中所见韩国选手为了成绩不择手段的做法，与其说是体育精神的缺失，不如说是各领域都（自认为）无敌的大背景下，对于体育成绩的必然要求。
2002年世界杯这场诡异的比赛，除了韩国人恐怕没人愿意再提。
这种焦虑和矛盾造成的撕裂感，不仅体现在球员身上，更体现在球迷身上。不管成绩好坏与否，韩国舆论及网民对于球队的批评，经常超出了批评本质的范畴，令人遗憾。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在与墨西哥队的小组赛中送给对方点球的张贤秀，非但承受了网络上诸多“判他死刑”的恶劣言语，甚至在维基百科上的介绍也被人恶搞地改成了“申台龙（时任韩国队主教练）的干儿子”。当时的门将赵贤佑因为“略施粉黛”而成为焦点，但是连他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女儿照片也成了球迷恶言攻击的对象，逼得他一气之下关掉评论。
这并非个案。此次卡塔尔世界杯上骨折未愈仍为国拼争的孙兴慜，本应赢得英雄般的褒奖，却还是招致了骂名。再往前追溯，朴智星、具滋哲、寄诚庸等韩国足球各时代的领军人物，都是在世界杯后背着骂名退出国家队，而曾经来中国踢球的金周荣更是因为2分钟2个乌龙球的倒霉表现，被骂出了抑郁症并淡出足坛。由于来自球迷如此极端的言语侮辱屡禁不止，每逢大赛期间，韩国许多主要网站都不得不关闭留言功能，只留下几个呆板的emoj!表情让球迷们传达情绪。
孙兴慜在欧冠受伤后通过社媒表达愿望：出战世界杯是我的梦想。
这又要扯到韩国国民性中那难以和解的矛盾性。一方面，本国的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并不占优势，至少承载不起当代韩国人所宣扬的兼容并蓄、创造一切的文化大格局。于是，极致的狂妄和自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掩饰心底的自卑感。朝鲜半岛上的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也的确经历不少屈辱的历史，但是自从有了最近60多年来的翻身和腾飞，则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如我们现在所见。
什么样的国民性锻造什么样的足球，规律使然
我们在讨论各国学者在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等全球范围的学科上，风格有何差异点时，总不免落入一些固见。譬如，日本和德国的学者擅长用笨办法，下苦功夫，倾一代人之力去攻克难题，讲究功成未必在我。再譬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则崇尚天才，常常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照亮一代人，但在他/她陨落之后便是万古长夜……
虽然有些以偏概全，但这种国家特质、民族风格与具体某个领域的实践相结合，总也有一些大差不差的规律展现出来，足球亦然。
譬如，早年日本和韩国足球都以欧洲尤其是以德国为师，形成的风格也与德国足球的传统一样，铁血硬朗，崇尚意志，讲究严明的纪律、严苛的规矩和绝对的服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2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朝鲜男足也继承了这一精神，不过他们的精神力量更多来自从小浸润于其中的主体思想。
欧洲、南美诸国中的足坛劲旅，亦有自己合乎国民性的风格。几代法国国家队素来崇尚伏尔泰说的那句，“我们的民族是那么信奉英雄，以至于国家所有的沧桑荣辱全维系于一人”，从齐达内到姆巴佩，20多年间从来不缺点燃一代人希望的绝世天才，但在天才和天才的间隔期却永远有内讧和私心作祟。西班牙队虽然2010年夺冠后就乏善可陈，但总体还是延续了高贵而激情的斗牛士精神。已经异化为“三喵”的英格兰队兼具英伦绅士的儒雅，以及皇家海盗的粗鄙，这也让他们的彬彬有礼背后多少都藏着一丝原始的野蛮。南美的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一个是曼妙的桑巴舞曲，一个是翱翔的潘帕斯雄鹰，都象征着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奔腾感，但“放”有余而“收”不足，要不阿根廷怎么能首战输给沙特阿拉伯，巴西队怎么能在自家门口吞个1-7呢？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自己的主队，你认为或希望他展现了哪种国民性？
